李瑞清居沪时期的鉴藏与交游( 三 ) 贾母|贾赦|邢夫人|明明|王夫人

宋克为明代初期的大师，其章草尤为后世所重。经历明、清两代，宋克墨迹传世极少，翁方纲梦想其《七姬志》拓本三十年而不得见，曾熙和李筠庵却得到了宋克两件长篇真迹，在曾熙看来，海内“实未尝见”。曾熙在1911年与《宋克书孙过庭书谱》失之交臂，后来从李瑞清来信得知为李筠庵所购去，反映出李瑞清圈中好友在书画鉴藏上的互动交流之一斑。
清代金石学家顾湘舟（顾沅）所辑三代秦汉文字精拓本《艺海楼金石文字》曾为李筠庵收藏，李瑞清对此尤其欣赏，常常置案头赏玩，并嘱托朱挹芬影印出版。书在李瑞清去世后出版，后有李健题跋，言：“其椎拓之精，尤以汉建安弩机文为最……近世殊乏此拓手耳。”李筠庵亦收藏清代重要书法家刘墉与何绍基的墨迹。其《刘文清真迹精品》有曾熙题跋：“此吾阿筠箧中物也。册中所临《黄庭》，疏逸神秀，盖从险处发生姿态，极晚岁得意书也。”李筠庵亦留意收藏石涛、八大山人书画，《峰青馆古画集》中录有他收藏的石涛《雨竹》，八大《木瓜》《菊》等画作。
谭延闿、谭泽闿兄弟皆为李瑞清的故交，书画、碑帖收藏极富，犹以收藏刘墉、钱南园、何绍基、翁同龢四家书法为著。谭泽闿关于鉴定的问题，有时会征求李瑞清的意见。李有一信札即是探讨此问题：“钱（南园）联确为真迹，无可疑，以其用笔知之。学者不能八面出锋也，不可以貌而薄之，更不可以吾弟书境能到而存疑也。此种吾弟细阅之，与书道大有益。”还有一封信，探讨刘墉书法鉴定之难：
【李瑞清居沪时期的鉴藏与交游】昨晚归，视刘大幅似真，而“学”“南”等字太滑，未敢信。外三直幅，本无可疑，然亦极事奇。余家旧藏有屏一幅，此其三也。儿时看之极熟，无一笔不似，然其纸色稍旧耳，决其为一人手书。石庵相国不应行款如一，而亦得之湖南。此屏旧失，确非此三幅，则湖南必有一好手假刘书，其人必在道咸间也。则刘书之难看如此，无怪阿筠之刻矣。仍付来使，包好纳上。
向燊（1864—1928），字乐谷，湖南衡山人。受业于湘潭王闿运，曾游学日本。民国后，为陇南观察使，改渭川道尹。1916年为湖南湘江道尹，1917年兼任财政厅厅长。约在1917年，避兵弃官赴上海鬻书为生。在此之前，向燊也偶尔过往沪上。在西北期间，他留意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据曾熙1922年为向燊所订润格介绍， “辛（亥）甲（午）之际，备历险阻，几死者再，而乐叟抱周器、唐佛、齐梁经卷出入锋刃”。赴上海时，他将这些收藏带在身边，圈中好友常得以赏玩。向燊收藏的重点是从西北得来的商周青铜器、唐宋画与六朝经卷。民国石印《峰青馆古画集》中有向燊收藏的《唐人画佛变相图》《唐人细笔佛像》《宋人积雪图》等唐宋画，应是在西北为官时收来。但是关于他收藏的“唐宋画”，李瑞清和谭延闿的态度大不相同。向燊有一段题跋记其一卷唐代画佛的来历及李瑞清见到后的反应：
图出甘肃敦煌县莫高窟，盖唐人所绘也。于民国二年得于陇西道署，六年撰赞于湘江道署，七年二月南北战争激烈，避兵携至上海，清道人一见欣赏，以其用笔皆古篆籀法，欲假临副本，遂置伊处。九年八月伊归道山，适余送廷儿赴日至申，仍归吾箧，因书前赞，并记其事，以志人琴之感。衡山乐父向燊。
李瑞清“一见欣赏”，并指出其用笔“皆古篆籀法”，显示出李瑞清对文物视觉特征的关注，及对书画用笔的敏感。他将其迅速地联系到“书画同体”这一传统观念中。向燊这一卷一直置于李瑞清处，供李瑞清临摹复本，直到李去世后才返归向燊箧中。而对于向燊收藏的“唐宋画”，谭延闿是颇不以为然的。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谭延闿将其称为“伪唐宋画”：
出至长春栈见向乐谷，任尹在座，曾九（曾熙）、李三（李筠庵）旋来。看所藏伪唐、宋画及经卷十余卷，有一卷纸背印佛像，梵字，且有永兴郡印云，永兴名郡只南齐时有之也。又《妙法莲华经》一卷，特为精妙，欲过《灵飞》，又一卷作章草，皆目所未睹，云兰州所得也。
时隔七年，谭延闿的日记中又有提及：“乐谷之唐画，有人出二千元，亦见好奇者之多。”可见，谭延闿对这些画的态度并未有太大的转变。然而，向燊在兰州所得的经卷，确为谭氏惊奇。《妙法莲华经》精妙甚至超越《灵飞经》，章草“目所未睹”。李瑞清辛亥年在京师时，手中已藏有敦煌经卷。向燊收藏的经卷在数量和书法艺术的高度上都得到了时在海上圈中好友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