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居沪时期的鉴藏与交游贾母|贾赦|邢夫人|明明|王夫人

辛亥（1911）后，李瑞清着道士装居于上海，自称“清道人”。此时的他成为清朝遗民，从外部环境看，是改朝换代；从内在心境上看，可视为人生经历的重大转折。李瑞清到上海后以鬻书为生，初到之时，其困顿之境可想而知。约在1917年，他在《复维良会书》中说：
贫道伤心人也。辛亥国变，求死不得，漂泊海上，鬻书偷活。寒家几四十人，恃贫道一管以食，六年以来，困顿极矣……贫道鬻书人也，非有多数之金钱储之箧笥也。有一日而得数元，数日而不得一元者。
其描述亦大致符合实情。李瑞清兄、弟之家眷数十口人皆仰赖李瑞清的一管毛笔为生，且鬻书而得的收入并不稳定。当时上海为一大通商口岸，各地文物商往来于此，购买古书画的机会较多。然而，李瑞清能够用于书画收藏的财力非常有限。因此，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收藏，另外还借助上海交游圈丰富的藏品，以便进行他的书学研究和研习实践。
李瑞清书法取法对象和研究旨趣所在，是商周金文、两汉六朝石刻文字，欲研习这段时期的书法史，需要金石拓本为基本资料。
李瑞清于金文中最为推崇《毛公鼎》《散氏盘》，先后于戊午（1918）、庚申（1920）通过震亚书局出版珂罗版《景大毛公鼎》《道人扩大散盘》。他为吴昌硕藏《散氏盘》拓本题额可知，他曾藏有一浓一淡两个拓本，并因此得斋号“双散鬲斋”。“余既得散鬲脱（拓）本一浓一淡，因自铭其斋曰‘双散鬲斋’，仓翁为余题其额。仓翁今复得此精脱本，题此报之。清道人。”李瑞清推崇《散氏盘》为“篆书第一”，生平于此也用力最深。吴昌硕对于《散氏盘》也下了较多的功夫，尤其是晚年阶段，在其传世的作品中可见到多件《散氏盘》临摹、集联的内容。由上述材料可知，李瑞清、吴昌硕之间关于《散氏盘》的临习必定有或多或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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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扩大散盘》题签、内页
汉隶拓本中，李瑞清藏有一本十分珍贵的《汉圉令赵君碑》拓本立轴。有收藏家谓：“人间三本，其二已殉葬，则此纸诚海内孤本矣。”足见其稀有程度，李瑞清得于长沙黄氏“求在我斋”。何时所得，尚无法确知。李瑞清还藏有《宋拓石门颂》，乙卯除日（1916年2月2日），曾熙为其作跋，由有正书局石印出版。曾熙跋曰：
予求《石门颂》“此”字不损本，及此石“高”字未封口，几二十年不能得。辛亥予从京师得《石门颂》“此”字不损本。阿梅未几亦得此本。今岁出以相校，则予本精神相胜远甚。惟此本则予生平所未见。初疑摩崖拓手不能有如是之精，既借至予斋月余，以校予所藏国初拓本其石泐所损残之点画，既得此本，可以参证数字。复取此本与瓶斋所藏明拓本参校。则此本精神完好，笔画明豁，其为宋拓无疑。且宋人最好浓墨肥拓。此必好古之士督良工不惮兼日之力，方能从绝崖得之，宜阿梅宝爱之，不肯让予也。阿梅前书刻肖，得此拓后，遂如神龙飞跃九天矣。乙卯除日。农髯熙为阿梅跋此，已四鼓矣。
李瑞清此本最初受到曾熙的怀疑，因《石门颂》为摩崖，与碑刻相比，椎拓的难度要大得多，而此本则拓工甚精。通过与其他三个拓本的校对，曾熙最终将此本定为宋拓本，拓法为宋拓中常见的浓墨肥拓。可以想见，李瑞清、曾熙、谭泽闿等人居沪上时，必然常常携带各自珍藏的金石拓本聚于一室，以校核、赏析为乐事。曾熙还指出，“阿梅前书刻肖，得此拓后，遂如神龙飞跃九天矣”，凸显了金石佳拓收藏对于书法家书艺进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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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藏《圉令赵君碑》题名、内页
对于汉代文字，李瑞清不仅留意于碑刻、摩崖等大宗，对其他载体上的文字亦十分重视，以作参照。谭延闿曾记一次在李瑞清家看汉代陶器文字的经历：
……偕吕满附电车至李道士（李瑞清）家，陈某先在。道士出示张丹斧在陕西所得汉匋（陶）器三，其二为瓶，以朱漆书，字在分隶间，其一文曰：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
对陶器的关注，是金石学在清代中晚期研究和收藏范围得到拓展的表现之一。李瑞清收藏的三件汉陶器得自陕西，与碑刻、摩崖文字借助拓本为载体保存不同，此为原物。另一个本质的不同，陶器上的文字是汉人直接书写的朱书墨迹，与拓本经过书丹、刻石、椎拓相比，减去了中间的环节，而直现书写者的笔法。李瑞清托人购藏汉陶器，无疑是为了其上朱书文字，而关注的重心，又是其文字的视觉特征。作为汉代文字的重要遗存形式，对于追溯汉代笔法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