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抢救出什么的感觉抢救回来的人有啥感觉( 五 ) _小知识

她们选择了“不忘”
澎湃新闻：说到记住与遗忘，我还会想到你近年小说里的主人公。她们都无法忘记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都因无法救赎而自我惩罚。她们活着，也被自己的记忆折磨着。《晚祷》中的袁有桃，《水岸云庐》中的陈雀替，《你好，安娜》中的素心，《我们的娜塔莎》中的杜若，都是如此。你为什么特别关注这样一类人？
蒋韵：因为我身边生活着类似这样的人，她们在一个健忘的年代拒绝忘却。在多数人选择遗忘，选择用冠冕的理由原谅自己宽恕自己洗白自己的时候，她们选择了不忘。选择了对自己的不赦免。我的素心我的袁有桃是她们中的代表，当然是被文学加工重塑过的走向极致的代表。她们是小众的，却仿佛承担了一个时代的“罪感” 。我无法无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就像是我的姐妹。我爱她们。尽管我们也许并不是同一类人。
澎湃新闻：有时，她们给人感觉像是从俄罗斯文学世界里走出来的人物，或者说是中文世界里的“异类” 。因为相较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约束往往来自外部，如法律、习俗、风评、名誉，而非内心的审判。作为写作者，你一直执着于“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救赎”，并甘愿与这些灵魂一起经受煎熬与折磨，支持你这么写的力量来自哪里？你会担心这些“罪与罚”的书写在遭遇中国经验时可能会“水土不服”吗？
蒋韵：不担心。中文世界没有“罪感文化”，但我们有“良知”、“良心”，有“慈悲心” 。没有“罪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罪感” 。我喜欢俄罗斯文学，一点不错，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承认他对我影响至深。但，我小说里的人物，是中国人，我用我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去年傅小平和我有一个访谈，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事实上已经把偏西方化的罪与罚主题，融汇于更为中国化的“失去、生命悲情、苦难”的文学母题里去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而这也确实是我这些年的追求：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将中国文学传统中表达到最为极致的“生命悲情”，化为我小说的灵魂。生命悲情和罪感，在我的小说中，我自己觉得并不违和。

文章插图
《我们的娜塔莎》讲述的是一个苏联女子在北方小城的故事
澎湃新闻：到了《我们的娜塔莎》，“拷问与救赎”本身是否也在悄然变化？之前的女主人公或失去爱情，或背井离乡，或甘于承受命运中的种种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虐式”惩罚。但到了杜若，她不仅反思了自己的怯弱与自私，还开出了一家名为“我们的娜塔莎”的俄罗斯餐馆，并坚持店名里要有“我们的”这个前缀：“她坚守着，只是让这个城市记住，曾经，有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在这里活过，爱过，死过。”这里，是否也有一个从“我”到“我们”的变化？如果有，这一变化是否也代表着你本人对“拷问与救赎”方式的新的理解？
蒋韵：《我们的娜塔莎》，和《你好，安娜》以及《晚祷》是不同的。它主要书写的不是“拷问与救赎”，而是娜塔莎以及安德烈的悲剧。杜若对娜塔莎友情的背弃，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对一个人的背弃。所以，我要杜若代表一座城一个时代向娜塔莎致歉。我想这个变化大概不代表我对“拷问与救赎”的新的理解，而是小说本身表达的方向不同。此外，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作为一个“90后”，你竟然读了我这么多的作品，我很快慰。也谢谢你的用心思考，谢谢这些认真且深入的问题。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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