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斯基：私生活逻辑混乱的“最强”逻辑学家( 二 ) _小知识

1939年塔尔斯基被纽约市立学院聘为访问教授，任期一年，而罗素的推荐信起了作用，1939年11月21日的《纽约时报》还登了段塔尔斯基被聘用的小广告，并误引了罗素的一段话。1940年2月罗素也接到纽约市立学院的聘请，担任哲学教授，但随后即发生了罗素和纽约市立学院的法律纠纷，此事逐步演变成公共事件，而塔尔斯基在整个过程中选择了沉默。费佛曼夫妇认为塔尔斯基内心倾向罗素，但作为犹太人，又是临时教职，不想惹麻烦，倒也无可厚非。
罗素于1940年秋季学期受哈佛邀请开讲威廉·詹姆士讲座，而此时的哈佛哲学系，还有担任临时工的塔尔斯基和访问教授卡尔纳普。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三人臭气相投，经常泡在一起。前几年，有位澳大利亚的哲学博士生搞了几年研究，写了篇博士论文，专说这哥仨那一年天天聊了些啥。
1941年，塔尔斯基在美国出版《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这书原本是他在波兰教书的讲义，这次是英文版首发。出版社在腰封和封底的小广告上引用了罗素的话称“塔尔斯基是我们这一代最牛的逻辑学家和语义学家（the ablest man of our generation in logic and semantics）”，罗素发现后很不爽（distressed），给相关朋友写信声明这不是他原话，这个广告言过其实了（exaggerated）。
罗素在信中说：“塔尔斯基博士和我绝不是一代人……我的原话是塔尔斯基是‘他那一代最牛的逻辑学家和语义学家’ 。这不包括那些比塔尔斯基年老或年轻的人，事实上原文本不意公开，而是作为私密的纽约市立学院的教授职位推荐信。”这还不算完，罗素又给出版社和塔尔斯基本人写信说：“如果说这让你受窘，那也没辙……把我的原信公开就好像让我在我的孩子们中间流露偏心眼一样。”事实上，罗素那段被误引的话在1939年11月《纽约时报》上就出现过，为何罗素选择此时反驳，是否罗素不满塔尔斯基对他和纽约市立学院之间矛盾的暧昧态度，还真不好说。罗素是蒯因最敬仰的人，但感情上蒯因是站在塔尔斯基这一边的，于是三人间闹了点不愉快。
这一段纠结在费佛曼夫妇的书中没有记录，倒是在2008年出版的《蒯因对话录》（Quine in Dialog）中被蒯因爆料。蒯因拿出罗素的信指出，在那句著名的“他那一代”的后面还有一句“你在任何场合都可引用我的话作为你对塔尔斯基能力的认同”，蒯因认为这就是说信的内容可以公开。但罗老毕竟还是说的“他那一代”而不是“咱那一代”啊，至少塔尔斯基有点套近乎之嫌，类似“我的朋友胡适之” 。
其实1929年，塔尔斯基就试图申请过位处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利沃夫大学（乌拉姆就是那儿毕业的）哲学和逻辑教授职位，但最后那职位给了另一位波兰人奇维斯泰克（Chwistek），他比塔尔斯基大了十七岁。他赢得这个职位有两个原因，隐性原因是塔尔斯基是犹太人而奇维斯泰克不是，显性原因是罗素给奇维斯泰克写了封很硬的推荐信。而很多同行都认为塔尔斯基更有资格担任那个职位。敢情这梁子1929年就结下了。
1942年，塔尔斯基离开普林斯顿，短暂在波士顿停留，但此时却收到了征兵体检通知，把他吓得够呛，最后在普林斯顿几位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下，才得以脱身。普林斯顿之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找到一个一年的位置。他刚去时，一肚子怨气，并不时写信给哥德尔夫妇抱怨伯克利的不好，但一年后，伯克利给了塔尔斯基终身教职，他顿时心花怒放，还写信给哥德尔把伯克利夸成天堂，并邀请哥德尔夫妇来访伯克利，但哥德尔的身体哪能经得起这个折腾，哥德尔太太婉拒了。
作为教授，塔尔斯基有两点很像某些中国同行：剥削研究生，同女学生和女秘书乱搞。塔尔斯基的这些行为为同事不齿，但他太牛了，大家用“也许这是欧洲范儿”作为借口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的美国没什么自信，啥都是欧洲的好。无论是说相声的还是当教授的，中国人讲究“师徒如父子”，但徒弟若是女的，那估计就是“干女儿”了。欧洲学术圈，学生毕业再陪教授几年，是普遍现象，这些在“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美国绝对属政治不正确。
首先，塔尔斯基同学生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对学生要求严，很多学生回忆说这使他们受益终生，但他的要求有时是相当自私的。达纳·斯考特（Dana Scott）曾是塔尔斯基的博士生，塔尔斯基给他派的私活却是把塔尔斯基自己早年的文集《逻辑，语义学与元数学》翻译成英文。最早这是塔尔斯基派给另一学生蒙太古（对，就是蒙太古语法的Montague）的，但蒙太古毕业后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这事就转包给斯考特了。斯考特看不惯这种行为，不到一年，就退学了（另一说法是塔尔斯基炒了他），他后来转往普林斯顿成为阿伦佐·丘奇的学生，之前，丘奇不算长的学生名单中包括克里尼、图灵、马丁·戴维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