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扯点历史@浅析满清入关后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的变化

入关后的满族生活于广大的汉族之中 , 具有数千年文明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 其中包括取名的习尚 。 汉大名称包含多方面的文化内容 , 满族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也因之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 一、用字的文雅化
汉族人取名 , 对于选词用字是非常讲究文雅的 , 尤其是文人及有身份地位之人 , 更讲求这一点 。 在社会上广泛称用的名字 , 其文雅与否 , 关系到该人的形象与身份 , 所以“自古及今 , 从无名士通人取俗陋不堪之名、字者” 。 入关前的满族并无这种观念 , 他们的名字被音译为汉文之后 , 粗俗鄙陋的字眼虽然随处可见 , 但他们并不以之为非 。 成书于崇德元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努尔哈赤便译作弩儿哈奇 , 多尔衮作多里哄 , 其叔父之名作把牙喇 , 号兆里兔 。
【大黄扯点历史@浅析满清入关后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的变化】由于固有习俗的习惯性 , 这种观念在入关初仍还淡薄 。 如顺治九年所修的《清太宗实录》中 , 满族人名的用字 , 兔、儿、奴、厄等字眼俯拾即是 , 如身为吏部承政(即后来的尚书)的额亦都第八子 , 汉文译名便作“兔儿格” , 其弟作“以儿邓”;努尔哈赤之侄作“摆音兔” , 其第二女嫩哲格格之夫作“打儿汉”额夫 。 这些人的名字在康熙二十一年成书的《清太宗实录》中 , 就已分别改作:图尔格、伊尔登、拜尹图、达尔汉额驸了 。 从当时人名字的用字也可看出这种变化状况 , 《康熙起居注》的康熙二十年以前部分 , 记载当时满人名字 , 仍可见到儿、兔等字眼 , 如康熙十年的“侍郎哈儿松阿”、二十年的郎中“尔吉兔”、二十年的钦差“萨壁兔”等 , 但有时儿又作尔 , 兔又作图 , 留下用字改变过渡期的一些痕迹 。 大约在康熙二十几年以后 , 这类粗陋字眼便基本消失了 。
大黄扯点历史@浅析满清入关后在有关名字的观念及取名习俗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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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接受了汉人在取名用字上的观念 , 认识到那些不雅驯的字眼有损于他们的形象 , 也很容易让汉人通过这类用词的名字而联想到他们曾属于所谓的“化外夷狄之邦” , 这是满族人名音译为汉名用词文雅化的重要原因 。 与此同时 , 他们也开始以汉文取名 , 而且仿效汉人 , 挑选那些优美、文雅、响亮的字词 , 来美化自身的形象 , 以文、翰、弘、晖、昭、明、辉、灿、璋、琮、亮、英、桂、芳、章、俊、焕等字眼取名者 , 在皇族及一般旗人中不断出现 。 这种选词用字 , 不仅是名称观念、取名习俗上的变化 , 而且体现了满族在汉族文字、文学方面的某种审美意境 。 二、取字、号
字 , 是古代汉族男女到成年时 , 于“名”(狭义的名字)之外所取的另一个名字 。 取字后 , 人们为表示对其尊重 , 便以字称之 , 而不直呼其名 。 名与字相比 , 字是具有尊重意义的名字 。 文人及官员之间交往以字相称 , 显得彬彬有礼互相尊敬 。 号的种类有多种 , 如自号、绰号、封号等等 。 取自号者多是文人志士 , 他们往往自己取个别号 , 来表示其志向、情趣、性格、崇尚等 , 或为自己的书斋起个名字 , 进而以书斋名作为自己的室号 。
取字号是汉族士大夫的一种雅好 , 号作为一种名字 , 有时比本人的名、字叫得响亮 , 如苏东坡、王渔洋等 , 如此称之 , 表达的是人们对他们的尊崇 。 满族入关前也有号 , 如巴图鲁、阿尔哈图土们等 , 但这种号属于封号 , 不具备名字的意义 。 取前述汉族那种字、号的雅好和习尚 , 最早为满族文人所仿效 。
满族入关后第一个诗人鄂貌图(清实录作鄂谟克图) , 便取字麟阁 , 号遇羲 。 鄂貌图为入关前崇德六年科考举人 , 卒于顺治十八年 , 他取字号当在入关前后 。 满洲第一个状元顺治九年满榜魁首麻勒吉 , 取字为谦六 。 此后康熙初年的满族杰出词人纳兰性德 , 字容若 , 号楞伽山人 。 宗室诗人岳端 , 字兼山 , 号红兰主人 。 文昭 , 字子晋 , 号夢婴居士、北柴山人 。 画家胤禧 , 号紫琼道人、春浮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