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第2例艾滋病痊愈患者终出现：历经半个世纪的斗争，人类终于胜利了？( 三 ) HIV|AIDS|

不过，伦敦病人最终只接受了1次骨髓移植，而且只接受了较低强度、比较温和的化疗，没有放疗，这点和柏林病人不同。
去年3月，主治医师、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拉文德拉·古普塔在《自然》刊文HIV-1 remission following CCR5Δ32/Δ32 haemat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CCR5Δ32/Δ32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HIV-1缓解)，公布了治疗结果。

文章图片
从结果来看，在停止鸡尾酒疗法18个月后，伦敦病人血浆中的HIV-1病毒复制数量低于1拷贝/毫升，已经处于无法检测的状态;同时，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中也检测不到HIV-1 DNA;HIV-1特异性抗体和亲合力也下降到与柏林病人移植骨髓后相当的水平。
这些结果基本可以说明，伦敦病人已经彻底摆脱了艾滋病的噩梦。而且治疗过程的差异也排除了柏林病人是因为放疗导致艾滋病治愈的可能，加强了CCR5基因突变和艾滋病治愈之间的联系。
不过在文章中，研究团队谨慎使用了HIV-1“缓解”(remission)而非“治愈”(cured)的字眼，表示当时尚无法认定艾滋病治愈，必须经过长期观察，确定血浆中没有HIV-1病毒时方可得出结果。
又过了12个月，古普塔团队在《柳叶刀》发表了本文开头的那篇文章，确认了世界上第2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文章详细记录了伦敦病人在骨髓移植手术30个月后体内病毒的变化。
在第30个月(2020年3月4日)的检测中，伦敦病人血浆中HIV-1病毒的载量依然处于无法检测的状态;在第28个月时，血浆中的CD4+T细胞水平已经从艾滋病的< 200个细胞/μL回升到了430个细胞/μL，接近500个细胞/μL的正常水平;在21个月时，精液病毒载量在血浆和细胞中检测不到;在22个月时，直肠、盲肠和乙状结肠以及回肠末端组织样品的ddPCR检测均呈现HIV-1 DNA阴性。
在以上结果下，根据数学模型，如果外周血T细胞中供体细胞嵌合率达到90%，可以认为艾滋病缓解的可能性为99%。而伦敦病人T细胞中的胞嵌合率已经达到99%，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该病人已痊愈。
还有一个重要消息：在“伦敦病人”报道后的第2天，另一组研究人员宣布了第3个可能治愈的病例“杜塞尔多夫病人”，该患者在接受骨髓移植后也不再携带HIV。但该患者停止抗HIV药物治疗仅3.5个月，还无法被定义为“治愈”。
同一个月里连续的好消息，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已经可以宣布能够“治愈”艾滋病?
很遗憾，并不能。
虽然通过几次治疗，证实了移植CCR5Δ32突变基因对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性，但是要知道，骨髓移植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花费不菲且风险极高的过程。上述几例患者都是在罹患癌症，不得不进行骨髓移植的情况下，“顺便”移植了CCR5Δ32突变基因。
在已经有稳定高效的“鸡尾酒疗法”的情况下，为了治疗艾滋病专门进行骨髓移植，显然不经济也不科学。
其次，带有CCR5Δ32 突变的人数量稀少，而能够和艾滋病人配型上的更是少之又少。柏林病人案例中，研究团队找遍德国骨髓捐献中心中的骨髓，只找到了80个和其骨髓相同配型的供体，最后从中仅筛选到1个含有突变CCR5纯合子的骨髓供体。
总而言之，使用带有CCR5Δ32突变的骨髓干细胞移植并不是治疗艾滋病的良好方法，最终这一重担可能还是要落到基因编辑技术身上。
2019年，当初发现了CCR5蛋白作用的北大教授邓宏魁再次因艾滋病研究受到注目。他领衔的中国科学家团队使用CRISPR-Cas9技术对骨髓捐献者骨髓中提取的造血干细胞进行了编辑，敲除了18%的CCR5基因。
研究结果显示，在患者急性淋巴白血病完全缓解的同时，虽然可能因为CCR5基因敲除比例过低导致艾滋病抵御效果欠佳，但经过编辑的T细胞依然在停药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抵御HIV感染的能力，且19个月的观察中并未发现基因编辑造成的脱靶及其它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