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以“圣王合一”为理想境界(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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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利用谏臣对于权臣的制约。谏臣的谏言能对朝中掌权大臣起重要的监督和制约作用,而皇帝就需要谏臣来当他的耳目。比如,秦朝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称“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专职谏官,主要职责是“直言极谏”,名义上是劝谏君王,其实是对朝中权臣奏议的裁决结果进行谏议,起到了监察权臣的作用。皇帝是不会错的,错的是大臣,对决策的谏改,其实是否决大臣的奏议。其四,御将之术是帝王心术的最具关键性的策略。武将在与帝王一起打天下之时,帝王与武将的目标基本一致,而当割据势力被清除,帝王平定天下之后,帝王与将军的矛盾开始激化,因而武将们建立了卓越功勋,在军中甚至在朝中的威望很高,在战争中,常常兵只识将而不识王,士兵听命于将军,拥戴将军,兵权在将军手里,这让帝王常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心结,担心武将手握重兵,兵权失控,武将造反。因而,,帝王千方百计采用各种策略来削弱武将的兵权,或温和的劝告,或重大封赏,或释权降职,甚至不惜以杀戮来清除武将。如此一来,御将之术就变得异常重要。历朝历代,掌控兵权是帝王最重要的谋略之一,掌兵权方能控制朝政,手握刀剑,才能执掌天下。对兵权的掌控,是历朝皇帝最为敏感的政治谋略,而历代帝王皆把兵权视为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禁地。武将们常常感到“伴君如伴虎”,担心功高盖主,生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落到他们头上,而野心大的,便举兵造反,抢夺皇位;小心谨慎的,便主动交出兵权,图个享受高官厚禄的安定生活。皇权对兵权的控制的过程其实就是皇权和兵权结合的过程,专制皇权对兵权的控制是帝王心术最为重要的策略,虽然律法上是规定皇权掌控兵权,但在实际争斗中,是兵权决定皇权,所以,帝王心术岂能不注重御将之术。其五,兼听之法是帝王心术的高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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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睿智、开明的帝王,他对著名谏臣魏征的态度被广为赞扬,史书上记载,李世民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魏征的这个看法成了名言,说的是帝王只有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明辨是非,而如果只听一方面意见,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兼听则明”实际上是皇权专制的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这对于以独断决策为主体的决策方式来说,意义重大,大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当帝王遇到重大问题时,以他的知识、阅历、经验,常常是很难马上做出决策,于是,帝王就必须兼听大臣们的意见,通过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对所遇大事进行议论,由大臣提交解决问题的建议,然后再由帝王做出决断,颁旨下发有关衙门执行。王公大臣们的议政建议,能有效地纠错作用,避免帝王因为理解的片面性而做出错误决断。在各种兼听中,谏臣的奏议在帝王的“兼听”中往往起重要作用,因为谏臣敢讲实话、真话,能让帝王在“兼听”时得到最有价值的建议,其纠错作用往往也比较明显。魏征对唐太宗的劝谏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此外,历史上有精明睿智的帝王,往往身边有不少谋士,能在关键时刻为他“谋人”“谋兵”“谋国”,而帝王在听取各种建议之后作出选择和进行决策,这是兼听谋士的建议,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帝王策略。曹操身边的谋士不少,而他听取了郭嘉、贾诩等的建议,这对他成就大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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