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以“圣王合一”为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的帝王心术是非常完备的权谋理论,是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理论课题之一,也是帝王统治的秘诀。古代很多学说和理论皆是围绕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从诸子百家到汉唐的理论学说,帝位心术一直是理论家们所重点关注的话题;而历代帝王更是将帝王心术看成是统治的理论法宝,屡屡潜心研探。第一,古代帝王心术是建立在皇(王)权专制统治基础上的,同时,又反过来为皇权专制服务。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是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在多数朝代是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的一体化。皇权至上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制度上保证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以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和地位;二是将皇权专制看成是一种天赋神权,以君权神授学说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以神学政治学相统一的方式来论证皇权专制的合理性;三是皇帝集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于一身,不受来自法律、行政和军事方面的任何制约;四是拥有最高的人事权和财政权,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对财政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对钱财的支配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五是政治上、伦理上的一系列等级、名分制度,包括礼乐制度等,皆趋向于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和地位,旨在强化统治体制的秩序性。而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皇权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皇权至上意味着专制帝王具有三重身份:一是君父身份,君王扮演着宗亲大家庭的家长角色,宗亲成员都必须以皇帝为核心;二是天子身份,天子体现着君命神圣化,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谁违抗了皇帝,谁就是冒犯上苍,是要受上天惩罚的;三是君王身份,这一角色体现着“天地君亲师”中君王的尊长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具有伦理道德合法性和文化上的合理性,对“天地君亲师”的祭拜表现着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对君王的敬重,对师长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这也是一种敬天法地、孝亲尊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文化礼俗,而君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可敬尊的神圣形象。《春秋纬》曰:“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天地精。” 特别强调天子的尊严和神圣。
帝王心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以“圣王合一”为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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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体制约着整个文化社会,造成文化社会对皇权、皇帝的崇拜和尊敬。王权支配着整个社会,在君王专制的体制下,王权主义制约着整个文化系统。皇权专制体制不但着力实现君尊臣卑的驭臣机制,而且还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力图对“学”和士人进行有力地控制。因而,而正是在这一体制下,产生了专门研讨帝王如何才能统治得更好的帝王心术,用以琢磨帝王的统治权谋、治理方略、驭臣手段、御将方法和用士策略。帝王心术其实就是一种强化专制管理的统治智术,是帝王的御下秘诀。本来,在古代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士人是比较有自觉意识的,而且,许多士人还有一定的“文人志气”,比如,孟子把弘扬仁学作为是“天降”之“大任”,认为有独立人格、有理想追求的士人应该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可是,帝王却是不会允许士人有独立的觉醒意识,更不能允许有忤逆之心,于是,帝王便用各种办法来控制、驯化、化解士人的独立人格和反抗心理。最后,孟子也不得不将理论转向了为君王的统治秩序服务,他所倡导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实是指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以德性修养来摈弃个体人格、个人情感而修养成的“气”。孟子所论证的“心性论”其实是想以“内圣”演绎出“外王”统治术,维护所谓的“仁政”。当然,他所倡导的“德政”,包括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民重君轻”的理论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二,“道统”与“治统”统一是帝王心术的高超理论策略。高明的帝王总是能利用士人来为他们的统治摇旗呐喊,为他们的统治秩序高唱颂歌,而最典型的统治秘诀便是将“道统”与“政统”统一起来,将传统伦理学说与政治统治术密切结合,将仁义道德作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理论工具,将圣德贤良作为是支持帝王统治的道德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