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以“圣王合一”为理想境界( 二 ) 黄蓉|完美女神|阿九|金庸|任盈盈

文章插图
这方面，清朝的康熙皇帝的做法是谙熟运用帝王心术的出色君王。康熙皇帝本人年少时有博学的汉学家做他的老师，他曾深入研读过汉学经典。他本人就是一位渊博的经学家，他曾表示，他若不当皇帝，便去做个汉学家。他有渊博的学识，因而也就士子特别了解，因而，他是一个笼络士人的行家里手，只要不是触犯到皇帝统治的根本性原则，康熙皇帝一般都不吝啬向士子做出妥协，只有在原则问题上，康熙皇帝才会坚决拒绝妥协，甚至采用严厉的征服手段。当然，在向士子妥协的背后，康熙皇帝是抓住了士人的特点和爱好，巧妙地进行管控，让士子们来为他的统治服务。在利用文人思想方面，康熙皇帝吸取了明王朝失败的教训，康熙皇帝的方法比明朝中后期的统治者更高明，明王朝统治者在掌控士人的策略上，主要是采用王阳明的心学学说，试图以阳明的“致良知”来约束士子的心，让士子自觉培养道德觉悟，可是，王阳明的心学虽有强调仁义良知的方面，却也有鼓励自觉自悟的方面，所以，在理论实质上，阳明心学是不利于“驯服”士子的心的。康熙皇帝看出了阳明心学的这一特点，因而，作为谙熟经学理论的统治者，康熙皇帝并没有像明王朝统治者那样，提倡阳明心学，而是选中了理学，即儒家学说在宋明的理论发展成果、以朱熹和程颐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康熙深知，程朱理学比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更适合于“驯化”士人。明中叶后，思想界盛行阳明心学，但忽略了传统儒学的“道统”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倾心于研究“治统”，即重视驾驭臣民统治权术，而未能将“道统”与“治统”密切结合起来，忽视了传统儒学“道统”理论对于“治统”的重要性。而康熙皇帝却看到了充分利用“道统”的重要意义。
【帝王心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上，以“圣王合一”为理想境界】

文章插图
在康熙皇帝看来，相对于王阳明的心学来说，程朱理学对于巩固皇权专制统治更为重要，对于帝王维持专制秩序更有利，特别是对于笼络、“驯化”士子、驯服百姓更有用处。所以，康熙皇帝并没有像明代皇帝那样，只是专注于统治之道的研究，不只是研究“治统”，而且也非常重视研究儒家“道统”。康熙皇帝敏锐地发现，“道统”并非只是儒生、士子们所擅长的专业研究课题，而且，更是帝王权谋的重要理论方向。充分利用程朱理学来为专制皇权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因而，清王朝极力推动理学的研究和传播，以理学来驯化士子，驯服百姓，让“道统”巧妙地为“治统”服务。康熙皇帝在为《日讲四书解义》作序时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同时，康熙皇帝还指出：《四书》是圣贤“皆为万世生民而作”的名著，而“道统”与“治统”是统一的，二者皆是为了巩固统治秩序，“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第三，“圣王合一”是帝王心术的理想境界。什么叫“圣王合一”呢？这主要是指圣学与王道的统一，圣哲与君王合为一体。说白了就是圣贤就是君王，而君王也是圣贤，皇帝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当了皇帝就是好皇帝。中国古代将“圣王合一”看成是帝王心术的理想境界，这在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加上“天地君亲师”思想理念的广泛传播，使君王一直视为是崇拜的权威，帝王有一个从神化到圣化转变，形成圣、王合一的君王圣境。于是，帝王成了极高贤德的圣人，所以，历来对帝王的尊称往往都加上了“圣”字。比如，称皇帝为“圣上”、“圣王”、“圣皇”、“圣帝”、“圣主”、“圣驾”等，用以称赞帝王的英明、圣明，颂扬其有仁心，有德性等。比如，颂扬帝王行为举止威仪大度，称其为“圣仪”；对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喻”、“圣诏”、“圣敕”、“圣令”、“圣策”、“圣训”等；赞扬帝王的英明决策，称其为“圣裁”、“圣断”、“圣决”等；颂扬帝王政事功业，称“圣政”、“圣治”、“圣功”、“圣德”、“圣统”、“圣勋”、“圣文”、“圣武”等；连帝王的思维、感觉也被称为是“圣心”、“圣意”、“圣思”、“圣谋”、“圣略”、“圣猷”、“圣听”、“圣问”、“圣览”、“圣鉴”等。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由崇尚神性向关注理性转变，王道与圣学的统一成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圣”与“王”便联系在一起了，“圣王之治”成了诸子百家所关注的主题，“先王之道”“先王之治”被认为是与圣人之学是密切联系的。君王与圣人不仅难分难解，而且还进一步被认为可以统一的，圣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天下，这与君王的职责是一致的，君王也是圣人，圣人做君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