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心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三 ) 田忌|孙宾|庞涓|下山|孙膑

比如，称皇帝为“圣上”“圣王”“圣皇”“圣帝”“圣主”“圣驾”等，用以称赞帝王的英明、圣明，颂扬其有仁心，有德性等。比如，颂扬帝王行为举止威仪大度，称其为“圣仪”；对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喻”“圣诏”“圣敕”“圣令”“圣策”“圣训”等；赞扬帝王的英明决策，称其为“圣裁”“圣断”“圣决”等；颂扬帝王政事功业，称“圣政”“圣治”“圣功”“圣德”“圣统”“圣勋”“圣文”“圣武”等；连帝王的思维、感觉也被称为是“圣心”“圣意”“圣思”“圣谋”“圣略”“圣猷”“圣听”“圣问”“圣览”“圣鉴”等。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由崇尚神性向关注理性转变，王道与圣学的统一成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圣”与“王”便联系在一起了，“圣王之治”成了诸子百家所关注的主题，“先王之道”“先王之治”被认为是与圣人之学是密切联系的。君王与圣人不仅难分难解，而且还进一步被认为可以统一的，圣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天下，这与君王的职责是一致的，君王也是圣人，圣人做君王的事。
孔子把施善于民、周济大众看成是圣人的社会责任，在论及圣人之仁时，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说的是，能给民众带来好处，能周济大众的，何止是仁人，已经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圣人做的就是君王的事。
老子说得更明确：“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并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圣人行的是君王之道，虚化百姓心思，让百姓吃饱，弱化百姓意志，强健百姓筋骨，常使民众处安宁而无欲无思状态，这便能使聪明人不敢乱说乱做，这就是无为之治。
墨子的看法也很相似，他肯定了圣人以治理天下为职业：“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 圣人以治理天下为责，所以必须知道天下动乱的根源，才能治理天下，比如君王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损害臣下，自私自利，君臣之乱就是乱在于不相爱。
管子也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在管子看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善于分享利益给民众，如果圣人自己不知足，怎么能称圣人呢？国家需要时，圣人向民众征用财物，国家不需要时，藏物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事业托付于民众。从“圣人”该做这些事，这不就等于说圣人做的是君王的事了吗？
如此一来，“圣人”与君王就没有区别了，礼书上说：“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 所以，在古典文献里就出现了“圣王”的词语，《左传》就已有“圣王”一词了：“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墨子》书中，多处用“圣王”一词，而在荀子的书中，更是明确地强调“圣王”是学者学习的榜样，是执法的法制依据：“圣也者，尽伦也；王也者，尽制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
“圣王”这一贤德形象，为帝王披上了圣贤的光辉外衣，加上王权至上的专制管理机制，形成了帝王对社会各阶层的单向控制，同时，也造成了在政治文化方面士子对帝王谋略的特别重视。
士人讨论文化政治论题时，以帝王谋略为核心主题，士子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王权主义，议论帝王如何强化君权，如何驾驭臣民，如何掌控政局，如何玩弄内外朝、文臣武将、行政监察等之间的制衡术，如何并用强力压制与柔性感化两种手段。
士子们所欣赏和热议的所谓杰出君王，都是一些深谙帝王权术的君王，如刘邦、曹操、汉武帝、李世民、赵匡胤、康熙、雍正等，而这些帝王的政治成就，皆是建立在娴熟地运用帝王权谋的基础上。于是，帝王留给继位新君的统治秘诀，帝王驾驭群臣的治世谋略等，也成了士子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士子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帝王治世谋略的理论、文章和故事。“圣王合一”被视为是帝王心术所追求的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