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语|你的语文不好，可能真得怪体育老师……( 三 ) https://p0.ssl.img.360kuhttps://p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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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美] 乔治·莱考夫 / [美] 马克· 约翰逊，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03
英语脑vs日语脑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
至于伯根的理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合理性问题——则是这样的：在多大程度上，不同的自然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能够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或问得更抽象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语言学领域内的文化相对主义假设是能够成立的？对于该问题，基于伯根的理论的解答可谓简洁明了：如何回答该问题，主要取决于我们该如何去比较不同的心智模拟活动的神经进程之间的异同性。换言之，如果你发现一个日本人与一个中国人在执行类似的心智活动的时候的神经活动的模式是类似的，那么，这些相似点就是文化相对主义难以立足之地；相反，倘若你发现有些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是存在彼此差异的，那么，这些差异点就会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潜在阵地。
有的读者会问：既然就“请将那个橄榄球扔给约翰！”这个命令的执行情况而言，不同语言的言说者都会有类似的心智模拟过程，那么，难道我们还能在神经科学的层面上找到可供文化相对主义躲避炮火的潜在阵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该书的145-148页，作者讨论了以日语为母语的言说者在执行“将鸡蛋放入冰箱”这样的命令时的心智活动过程。他指出，由于在日语中，宾语必须前置于动词，这就导致了日本人会在对相关的动词所代表的心理意象进行内部模拟之前，会先构成关于宾语所代表的对象的内部视觉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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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后的武士》剧照
笔者本人也在一些别的以日语言说者为被试的语言神经学研究资料中发现了类似的报告。譬如，日本东京电机大学工学部月本洋教授通过对于说日语的被试者与说英语的被试者的大脑所做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指出：日语母语者之所以不倾向于使用主语（比如，日本人在自我介绍时一般不说“我是山田，”而仅仅说“山田是也”），乃是因为其与语言表述相关的大脑信息传播回路与英语言说者不同。具体而言，“日语脑”的信息加工回路是这样的：发声区被激活后，处于左半球的听觉区就倚靠对于元音因素的听取而被激活，并将刺激信号传导向与之毗邻的语言区。由于听觉区与语言区之间的距离很短，所以，听觉区所获得的资讯结构就非常容易被投射到语言结构上，而不会因为别的信息加工单位的介入而失真。这就造成了所谓的“认知结构与言语结构在日语脑中的同构化”。
与之相比，“英语脑”的信息加工回路则是这样的：发声区被激活后，处于右半球的听觉区就倚靠对于元音因素的听取而被激活，并由此将刺激信号传导向处于左半球的语言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人类左右半球都有听觉区，但根据月本氏的研究，日语脑与英语脑获取母音信息的听觉区位置却是彼此相反的：前者在左半球，后者在右半球）。此外，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传播路径要经过“英语脑”的两个半球之间的胼胝体，这就造成了几十毫秒的时间空白，并由此为毗邻于右半球听觉区的负责“主、客表征之分离”之脑区（即下头顶叶与上侧头沟）的介入提供了机会。此类介入的最终结果，便是与动词所统摄的对象的主语的频繁出现，以及英语中常见的主—谓—宾结构的出现（参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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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洋所描绘的日语脑与英语脑的信息加工路线之间的差异（月本洋. 日本人の脳に主語はいらない [M]，东京:講談社2008年，P.193）
——毫无疑问的是，月本洋教授所提出的“日语脑”与 “英语脑”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伯根教授的核心论点：不同语言之间的句法差别，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大脑的听觉区、言语区等特定区域之间的神经激发路线之间的差异相关。说得更形象一点，你之所以觉得日语的语法难，正如你觉得日本的剑道不容易掌握一样——而日本人之所以觉得汉语难，也正如他们觉得太极拳不容易掌握一样。正是我们的身体习惯，决定了我们的说话方式。
04
正确的言说之道，依赖于身体力行
好吧，关于伯根这本书的核心立论，笔者就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普通人又能够从这些理论性的表述中学到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