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八：盖琳：为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华文明根性入手？|东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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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民众到位于四川仪陇县的张思德纪念馆参观学习。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记载，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中新社采访人员任海霞摄
中国共产党比西方政党纪律更加严明。仅以中国共产党与英国政党相比较，英国下议院的一项报告指出，52%的英国独立党党员、51%的苏格兰民族党员、大约33%的保守党员、自由民主党党员和23%的工党党员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参加过一次党派会议。仅有49%的保守党员签署过支持政党政策的请愿书。不到半数的自由民主党员、约37%的保守党员和28%的工党党员在选举前发过党派传单。相比之下，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员，无论职务、行业，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员比英国各党派的党员们更加严肃认真，纪律严明。
中国化的民主
民主传到中国后，同样因为中华文明的根性被中国化。中华文明一个传承已久的观点，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即“中庸之道”。民主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过度的民主也会导致社会混乱，行动效率低。比如，在抗击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无疑。西方所谓的“民主”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反而妨碍了疫情被迅速有效地治理，导致疫情扩散更加严重。
类似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当局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导致决策集中与民主出现失衡。示威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引发暴力，是自由过度滥用的后果。
在中国人的文化概念里，民主和集中相对而言，自由和纪律相对而言，它们既矛盾又统一，需要相互制衡。民主传到中国，最终演变成民主集中制，即重大决策投票产生，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选举产生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代理人，下级服从上级，在做决策时上下沟通，上级听取下级意见，上级解决下级提出的问题，互相监督。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全体党员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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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的观众与党旗合影。中新社采访人员贾天勇摄
综合而言，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积淀，中国共产党与欧洲政党在本质和属性上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被孕育出新的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托中华五千年文明开辟出新的道路。时代正在证明中国民主制度鲜明的文化特色及其优越性。只要我们承前启后，不断创新，坚持深化改革，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会越走越宽，前景更加美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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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清晨，合唱团在进行准备工作。中新社采访人员侯宇摄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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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琳，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2009年得到特例，允许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时成为欧盟公务员。2006年协助德瓦等友华议员在欧洲议会成立欧中友好小组，任秘书长。2019年3月协助欧洲议会内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议员成立“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委员会，任委员会执行秘书。兼任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务。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
(责编：王禹蘅、徐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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