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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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隋唐洛阳城明堂天堂、应天门遗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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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一号坑。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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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区蓄水楼遗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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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博物院。资料图片
核心阅读
大遗址之“大”，不仅仅是指面积大。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证我们悠久文明的现场
泥河湾、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周原……一处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大遗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大遗址，从概念提出到以点带面形成基本格局，从注重科学保护到倡导利用展示，只有短短20多年的时间。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让我们思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大遗址被寄予厚望，从一个个文旅融合的公园，将变成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群众可以参与的文明现场。这一切如何实现？本报采访人员邀请相关专家各抒己见。
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开发大遗址的多元价值
采访人员：规划中提到，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大创新。这个特色和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磊：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际上，将重要的考古遗址作为国家公园进行管理开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优秀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圆明园是国内最早的遗址公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然后，汉阳陵遗址公园、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等一批大遗址相继出现。“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启动100处大遗址的保护工程，出台一系列专门性法规，初步建立了保护管理体系。此后，殷墟和元上都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被定义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了“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曲阜、郑州、成都)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新格局。目前的150处大遗址，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格局。
孙庆伟：大遗址之“大”，当然不仅仅是指面积大。大遗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的集合体，比起一般的遗址，文明深度、历史厚度都不一样，研究难度也不一样，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发现场。可以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提供了文明发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
王璐：国外的遗址大多是石质遗迹。中国的大遗址很多埋藏于地下，脆弱、不可再生，与当代城乡生活紧密伴生。这些遗址空间内涵复杂深远，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可读性”却有限，非常需要在保证本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保护者的干预，使意义得以再现。同时，还要解决遗址与当地城乡建设的矛盾，这种保护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探索和创新。
采访人员：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理念的变化。从“不可移动文物”到“文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内涵越来越丰富。重要的大遗址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对整个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性、带动性作用。可以想象，这条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10年，文物保护利用观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2018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是一个转折；2020年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物的保存”到“价值继承”的蜕变。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遗址刚开始规划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慢慢地，大遗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美丽的地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百姓关注，甚至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些变化都是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