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抒情的“境界”|张春田 | 中国文学( 二 ) 传统节日|欢乐|缅甸|仰光|中国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
这样一番对于词史的衡鉴，显示出王国维独特的趣味。他认为五代北宋词成功，全在以意境胜，而南宋以降的词意境上已经无法相比。其实，南宋之词在咏物描摹上未必不如北宋，但王国维认为词中主体的精神世界变得局促和狭窄，不那么质朴雄健，也就丧失北宋词的“生香真色”了。王国维青睐于五代北宋词，跟他在自己的诗词和批评写作中反复致意的“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的情怀是密切相关的。他比况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条二五）
不仅理想的“意境”绝对离不开主体的感情，而且在王国维看来，诗人的抒情不能仅仅限于“自道身世之戚”，而需要在一己悲欢之上穿透公与私的界限，把一种休戚与共的更深广的“痛”再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中国“比兴”诗学传统最为强调的。他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条一五）接下来又说李煜能“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些评价都是从主体的精神和情感气质的角度出发的。若李煜没有经过从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人生跌宕，大概也不会洗净铅华，“感慨遂深”。于是，王国维以李词为“天真之词”又谓李词“以血书者也”。将之与宋徽宗《燕山亭》词作比较：“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条一八）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他所流露出深刻精微的感悟和反思，已不止是个体的自怜自悯，而突破“一己之感情”，进入“人类之感情”，揭示出某一种历史境遇中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结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意思是相近的。诗歌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正是因为与时代的文化政治发生了关联，才显现出阔大隽永的气象。“抒情的境界”因此成为对意义危机的一种担当、回应或想象性解决。
“抒情的境界”不仅在诗词评价中有效，王国维的艺术批评也不脱这一标准。在《此君轩记》中谈画竹要物我无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所以然。故古之画竹者，亦高致直洁之士为多。”画作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其人格节操显现其间。在《二田画庼记》中，借讨论沈石田（沈周）、恽南田（恽格）等人书画，进一步申说书画须“有我”的看法：“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元镇也，叔明也。”还是突出物我关系中主体“我”的意义。在《待时轩仿古鉨印谱序》中，他又批评“今之攻艺术者”心偷力弱，“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看重的依然是艺术之中有没有主体的寄托和怀抱，以为好的绘画作品应当完全显示出主体情感，创造出独特的抒情境界来。
由此可知，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根据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经验而提出的。他对诗歌中抒情主体与抒情方式的关注，特别是对“内美”的重视，使“境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一种抒情主体的感受力和表现力。唐圭章敏感于此，在讨论王国维“境界说”时，特别提出词中“情韵”的重要性。王国维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抒情传统”，但后设来看，他关于“境界”的思考，为后来由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发起的“抒情传统”论述多所呼应。普实克发现中国抒情诗倾向于表现“自然窈冥”，中国诗人惯于以“景”传“情”，表现“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之本质和精华”，并进而演绎出“抒情精神”的概念；高友工纵论中国抒情“美典”，以“内境”（inscape）来描述情景交融的境界，突出“心景”（interior land－scape）在中国古典美感经验中的意义；在方向上都是接着王国维的“境界说”延伸往下深入。普实克、高友工等未必受到了王国维的启发，但是这种不约而同的相似，让我们有理由在抒情传统脉络里重新思考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