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抒情的“境界”|张春田 | 中国文学传统节日|欢乐|缅甸|仰光|中国

“境界说”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人的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考虑的是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

“境界（意境）说”历来被看作王国维对中国近现代诗学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不仅是王国维对历代诗歌艺术的一种概括尝试，也是他评估整个中国诗史的美学标准。关于境界，他最重要的几段说法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条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条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条七八）佛雏《王国维试论及其结构的综合考察》和叶嘉莹《〈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对“境界说”均有详细讨论。如前贤所论，“境界”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常被提及，明清两代更不乏发挥，但我们不能忽视王国维自己说过：“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意境二字，为探其本也。”（条九）王国维认为，有意识地以境界作为诗的本体，就境界的内在结构和特性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的，是始于他自己。对此，罗钢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诗学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本”与“末”的关系；“本末说”本身恰是“近代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这一辨析对理论话语生产背后的文化霸权的意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我觉得这番看法片面地限定了王国维的思想资源，而忽视了王国维的生活世界对其学术的影响，同时忽视了他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在承接。正如陈建华在对《人间词话》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王国维主张词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格修养、自然之情的真切抒发、对外界的深刻观察、反对矫揉造作等，“形塑了中国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把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包裹进了“中国传统批评语汇与诠释方法之中”；他提出“境界”概念并不断加以阐释，正是试图从西方哲学-文化理论框架中摆脱出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激活资源、“寻求慰藉”的一次尝试。
王国维怕人误认为《人间词话》中的“境”专指景物，特别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条六）他强调诗人的自我在构建境界中的特殊作用，对景物做纯客观的描写并无境界可言，境界只能靠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来实现，创作主体艺术地呈现出生命感悟和价值襟怀。在他看来，诗人行使自己的情感话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条一一七）当主观情感内容超越了形象的绵密质感，诗歌造就了“有我之境”。而诗人放弃主观视角，与外物合一，则是“无我之境”。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而“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强调“情”“真感情”在观照中的作用。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谓：“（古代）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他借屈原的话，把情感称为“内美”。相对偏于技巧性的“修能”，“内美”尤为重要。所谓“内美”，即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和感悟。这是诗词中成功的境界能够感人的根本原因，也是王国维最为珍重的。学者夏中义甚至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在“境界”之外，还提出“意境”这个词，一些地方用“意境”来替代“境界”，或许正是想通过“意”来突出“内美”。因为“境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此嫌疑，因为“意”与“境”二字在此可拆开用，若把“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作景物或景观造型解。概言之，“意境”是一种出乎个人真切悲欢体验而形成的境界，更直接说就是主体“抒情的境界”。
对此“抒情的境界”，王国维给予了很多描述和比较。在《人间词乙稿序》中，他以意境的有无和深浅来评价古今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