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

作者:黄德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
通史|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远、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汉字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最灿烂辉煌的篇章。一方面,汉字记载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兴衰更替;另一方面,汉字又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不断演进、变革和发展。由于汉字的独特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深入认识汉字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就难以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获得透彻的理解和准确的认知。为此,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汉字发展通史”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研究成果12卷本《汉字发展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通史|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
文章插图
《甲骨文合集》903正
《通史》力图全景式描绘汉字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全面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结构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深入揭示汉字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从而展现汉字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画卷。根据汉字体系发展的总体进程,《通史》将汉字文明的演进划分为汉字的形成、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三大历史阶段。
新石器晚期到夏代,是从早期刻画符号到汉字体系形成的阶段。新石器晚期各文化区系中刻画符号的创制是汉字形成的源头。经过文字发生机制的建构、文字符号创制方法的摸索和路径的选择,到夏代已从原始文字发展到成体系的早期汉字阶段。
从殷商到秦代是古文字阶段。殷商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熟文字符号体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基本构形方式都已发展齐备,符号书写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规则,文字使用中同音假借现象十分突出,甲骨文已完全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西周时期,汉字形体的增繁、省简、替换和讹变是主要演变现象,西周早期字形形象性特征明显,中晚期以后书写渐趋线条化,字形变得匀称规整。形声构形方式成为主要造字方法,约80%的新增字是形声结构,其他构形方式的构字功能趋于萎缩。西周文字书写的规范化和构形模式的形声化趋向,是这一时期汉字体系发展的主要表现。春秋文字处于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字体的演变承续了西周金文以来的线条化趋势,形体更加匀称整齐,进一步削弱了字形的象形性,加快了形体符号化进程。形声构形成为春秋时期最主要的构形方式,新增字90%以上是形声字,反映了汉字构形系统的进一步优化。春秋文字在字体风格和用字习惯方面开始呈现一些区域性特点。战国时期,形声构形几乎成为唯一的构形方式,新出现的字基本上都是形声结构,构形的形声化表明汉字构形系统已发展完善。战国文字的字词关系和用字习惯异常复杂,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文字,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代形成古文字的终结形态——小篆。在秦系文字系统内出现了字体创新要素,解散篆法的隶变普遍发生,早期隶书逐步形成。
汉字系统经过秦汉之际的进一步隶变,最终实现了形体的古今转换,跨入近代这一历史发展新阶段。两汉时期主要是形体的变更、调整和规范,文字的功能分工趋向明晰。汉初到武帝前期,汉字系统完成了隶书字体的定型化。武帝后期至东汉末,隶书进入调整和发展期,新隶体、草书等代表汉字发展方向的新兴书体逐渐成为书写主流。经历这一阶段的发展,汉字系统进入形体符号化、构造形声化、书写笔画化的历史新时期。从魏晋到隋唐楷书的定型,汉字构形方式和形体风格进入稳定状态,字际关系、字词关系更加明确,而俗字和异体的发生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自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新的印刷体——宋体,此后汉字体系的基本格局趋于稳定。宋元明清时期,楷体正字字形结构稳定,官刻与坊刻、民间文书用字有明显差异,方俗口语词因本字难明而多有异写,俗讹杂字是坊刻和民间文书用字的突出现象。
域外汉字资料极为丰富,《通史》首次将汉字在域外的传播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纳入研究范畴。通过整理和研究日本、朝-韩、越南等域外汉字,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了对汉字发展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展现出汉字文明的广泛影响。汉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使用,既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领域,也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历史上汉字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研究汉字对民族地区文字的影响,有助于汉字发展史、民族文字史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