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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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中新社采访人员梁犇摄
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儒家出于匡时救民的热忱，也一直高悬起“天下大同”的目标，不过，还是本着它自身的“有限理性主义”，儒学对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历史，却绝不会采取末世论的、“最终审判”的态度，绝不会非理性地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绝不会去打造“地上的千年王国”；相反，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价值理念，来修正充满讹误与偏离的历史，也只会将其看成缓慢的渐进过程。正因为这样，当子张询问“十世可知也？”的时候，孔子才会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正因为这样，虽说在前边提到过的《礼运篇》中，也曾在憧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状态，可是一旦谈及现存的状态，孔子却并未奢望去催熟“天下大同”，倒毋宁是宽广包容的“和而不同”，由此他才会在“修己”与“待人”的区分中，为后者树立多元宽容的标准，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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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内景。中新社采访人员盛佳鹏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您认为形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一代人的使命。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根性中的“天下大同”，是今天中国亟待破解的问题，您有何见解？
刘东：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大同”观念，盛行于当代的毋宁是“民族主义”。当然，即使这种被迫变得偏狭的思潮，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最为关键的是，在当年“国将不国”的危急情势下，它能集聚起全体国民的意志力，正如我们在《国歌》中悲壮唱到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正因为这样，只需稍微回顾一下近现代的历史，就足以发现“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比如，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没有“民族主义”，整个民族竟败给了区区几艘英国炮舰；而到日寇侵华时则开始有了“民族主义”，于是总算可以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了……甚至于到了后来的和平岁月，这种“民族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我针对克雷格·卡洪的文章，在《中国学术》杂志卷首语中指出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
与此同时又应当看到，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现代思想，毕竟是有悖于“天下大同”的古代理想。正因为这样，即使当年被迫接受“民族主义”，梁启超在内心深处，也没有忘记这样的“退一步”，仍然是为了“进两步”。他为此而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就针对梁启超的这段话感慨道：“在我们日本人中，很难看到梁启超同时代，或者即使是现在，像梁启超那样，以王道心性的人文精神为基石，为通向大同共生的深谋远虑。远方，对日本人来说，依然很遥远。”因此，无论如何都应当认识到，“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有限的立场，从而也就只能使大家获得有限的眼界，由此也就会让原本秉有理性的人们，越来越陷身于彼此猜忌的“囚徒困境”中，以致在日益迫近的各种全球性危机中，越来越难以摆脱核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难以克服环境与气候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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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展在日本东京举行，画作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的形象吸引观众。中新社发王健摄
由此可见，真正具有根基的文化自信，就只有返回到先秦时代的孔子，从而在“共通理性”的前提之下，再次看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看到“万国之上，仍有人类在”。而若是在我们自己的眼界中，只存在着这种人、那种人，却偏偏不存在人类本身，那么晚期智人这个物种，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就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