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巫鸿：古今中西，一场精神的漫游|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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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余德耀美术馆策展“天人之际II”
学科建设与知识建构
问：1994年你在哈佛大学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后来却选择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这可能是你的研究历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曾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汉学界待久了，不只是考虑自己的处境或者写作的问题，更多考虑的是学科的建设。
巫鸿：当时我刚刚在哈佛大学获得终身教授任职，这在哈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芝加哥大学得到一大笔赞助，赞助者希望请一位优秀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教授，组建一个学术班子，不仅是一个职位，而是一个项目，一个学科的建立，可以做很多事。
他们找了很多人，最后要把这个职位给我。我太太也在哈佛教书，他们也邀请她一块儿去芝加哥大学。
我把邀请信交给哈佛人文科学学院院长，一般来说，校方会进行一些协商挽留，但他看过以后，只说了一句“恭喜！”当时哈佛大学大概没有决心给中国艺术研究这么多的资助和支持，机缘还不存在。我就去了芝加哥。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慢慢地做项目，自己也写作，还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研究和展览。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馆长和我见面，谈得很好，她一下子提出很多可能性，可以一起组织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这在当时的美国并不多见。后来，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邀请过我和我夫人去任教，我觉得还是芝加哥大学比较适合，就都没去。
问：你曾开玩笑说，把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最著名的三座大学都拒绝了，不知道以后该去哪里。当时对学科建设有什么构想？计划分几个阶段去实现？
巫鸿：美国大学里常常只有一位教授教中国美术史，做完整的研究实际上不太可能，可说只是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在教学上只能是介绍性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做得面更多一些。自芝加哥大学的开始几年，我们邀请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中国美术史家，比如英国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德国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等，每个人到芝加哥大学住半年或一年，他们自己提出课程内容，每周给研究生上课，把他们的专长和风气也带过来。陆续请了四五位教授来上课，也组织了一些跨国的活动和会议，比如“汉唐之间”的讨论会，我们办了三年。
2000年，又建立了东亚艺术研究中心，聘请了蒋人和（Katherine Tsiang）博士担任专职副主任来组织这些活动，她本人也是富有著述的学者，在佛教美术和陶瓷研究等方面尤为擅长。还有访问学者、博士后和多位研究生，最后形成在芝加哥大学有一群人在持续地做中国美术史方面的研究。
问：芝加哥大学吸引你的一个原因是有自由讨论的风气，在经济史、人类学领域都形成学派。美术史研究是否在慢慢形成学派？
巫鸿：是否形成学派，最好是由别人来评判。我们不一定是在做一个学派，而是在做一个理论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只是一个人的著书立说，而也牵扯到教学的内容和方式，牵扯到如何引领领域内的新方向、新趋势、新解释。芝加哥大学在机制上可以说有这样的倾向，有很多讨论会、工作坊、讲座，特别鼓励交流，鼓励大家一起思考问题。但这不是集体写作，每个人还是独立的。别的大学当然也有这些，但是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以此著称。
芝加哥大学的《批判探索》围绕杂志做研究，也聚集了一批人，这本杂志我也参与了，《重屏》的前言部分理论性比较强，就是在那里先发表的，芝加哥比较有这种气氛。

作者：张泉巫鸿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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