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巫鸿：古今中西，一场精神的漫游|读书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让哈佛的教授们眼前一亮，后来，另一位教授贝格利（Robert Bagley）看了巫鸿在《美术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也大加赞赏，说它“简直不像中国人写的”。这个评价让巫鸿不知该欣喜还是悲哀。
“考古学方法论”这门课难度最大，对巫鸿的影响却可能是终身的。两位教授与七八个学生围坐，阅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考古学经典，上课时讨论作者的调查和研究方法。课前课后，巫鸿还会与张光直再聊几个小时。从前写论文大多出于学术直觉，哈佛的训练则让他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洞察，也有一代人的使命。
1925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初步发展，考古发掘逐渐步入正轨，大量文物重现人间，王国维欣喜地发现了学术研究的另一条线索，据此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半个世纪后，张光直在《商代文明》的绪言中，阐释了“通往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与卜骨，考古学以及理论模式。如果说前四条途径是对王国维的继承和细化，最后一条“理论模式”则是一种更加“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我们也需要具体的、特有的、可靠的方法在特定的层次上重建我们这些史料间的复杂关系。有些方法是不言自明的：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从空间商排列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文献描述。但其他的就不那么明显：也就是说，那些中介理论模式。”如何将不同的素材进行有序整合，转化为系统的历史或文化叙事，决定着一个学者究竟能走多远。
张光直的言传身教，让巫鸿对方法论的愈发执着。此后，巫鸿又修了语言学、美术史、神话学……他发现，尽管不同学科关注不同的问题，但是基本解释框架是相通的。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不仅积累了知识，更拓展了视野，此时，从方法论上理清头绪，建立系统，进行跨时代与跨领域的研究，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巫鸿将社会学、人类学、思想史、美术史等方法融会贯通，形成独具一格的“开放的美术史”。正是在他这一代人的努力下，美术史研究得以跨越时代与学科的限制，不断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养分，如同频频凭风借力，迅猛攀升。不过，时隔多年，回望重构美术史的历程，巫鸿也保持着警觉与忧患，新的发现固然振奋人心，其实又危机重重，“其结果既是这个学科影响力的增长和对一般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积极介入，也是它不断模糊的面貌和日益尖锐的身份危机。”

文章插图
▲1982年巫鸿在哈佛
武梁祠与“中层研究”
完成方法论的构建，巫鸿野心勃勃地试图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学术专著。他选择了一条险径，将视线投向武梁祠。
武梁祠位于山东嘉祥，建于公元151年，以精美绝伦的石刻著称于世。它一度被历史湮没，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学者纷至沓来，千年古迹重获新生。巫鸿动笔之前，武梁祠已经被几位声名显赫的学者踏勘、研究了一个世纪，从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到日本学者关野贞（Sekino Tei）、大村西崖（Omura Seigai），以及巫鸿父母的老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
面对前人缜密的学术网络，巫鸿还是找到了突破口，他不像一般中国研究那样囿于图像认定，也不像西方研究那样注重分析艺术风格，而是找到了一条中间的路，他命名为“中层研究”。他不仅进行详细的个案排查与分析，也不仅阐释背后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演变，更将武梁祠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作品来解读，探讨其社会、历史、思想、礼仪等内涵。《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考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是巫鸿的第一部学术专著，1989年荣获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让他对自己独创的“中层路线”充满信心。6年后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是“中层研究”的一次扩大尝试，他试图提供理解中国美术史的另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这本书被《选择》（Choice）杂志评为1996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又被《艺术论坛》（Art Forum）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曾担任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系主任的伊万兰·卜阿教授更是盛赞“此书完全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不过，这本书却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对话巫鸿：古今中西，一场精神的漫游|读书 | 哈佛(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