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中国外语教育前世今生:1963年全国特招幼童 教大学的师( 三 )
也有新同学转学而来 , 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外国语学校 。
1965年 , 因为父亲调动工作 , 张援援从西安外国语学校转入北外附 , 插入初三英语班 。
还在他小学时 , 父亲就送了他一本英语读物 , 包的书皮上写着:送给援援的武器 。 父亲希望他可以掌握英语 , 日后在和西方打交道时熟练运用这个工具 。
起初 , 北外附校担心他跟不上 , 打算让他进入初二英语班复读一年 , 他不服学校如此安排 , 坚持向学校申请仍然进入初三 。 陈珊珊回忆 , 张援援当时在班级学习很好 , 尤其说口语时非常自信 。
张援援觉得 , 与西安外附相比 , 北外附的政治气氛更浓 。 周六回家前 , 都要听教导主任训话后才能离开 。
老师们
外附的外语老师是从北外调配来的 , 以教大学的师资来教中小学生 , 可谓“大”材“小”用 。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听写 。 一听到张永彪用他标准的伦敦音说“Let’s have a dictation” , 大家就知道 , 听写又来了 。
刚开始教这些零基础的初一英语班孩子时 , 张永彪需要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的发音 。 他让每位学生都备一面小镜子 , 对着镜子检查口型 。
英语中的/e/这个音 , 中国北方语系中没有 , 很多学生一开始发不准确 , 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 , 因此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便宜” 。 英语的双元音 , 例如/ai/、/ei/ , 涉及两个元音的滑动变换 , 学生也很难掌握 。 “th”更是发音难点 , 舌尖与牙齿有个很快的摩擦过程 。 张永彪编了绕口令让大家反复念:“T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see the train.”
当时教育部编写了一套初中英语试教本 , 从1963年秋季开始在有条件的全日制中学初一使用 。 但这套教材并不适合课时多、听说领先的外附 , 只能自编教材 。 张永彪作为英语教研组长 , 牵头负责了这一工作 。 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材以及国外的文章中选取适合的文章或段落 , 编为课文 , 这就是同学们印象中的油印的“篇子”(单张教材) 。
陈珊珊对张永彪上课讲的“lady first”印象深刻 。 她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的原则 , 尽管班上的男孩子们下课后并不注意 , 总是一溜烟争抢着跑出去了 。
63法语班被称为“老三法” , 老师是司徒双 。 司徒老师个子不高 , 短发 , 很精干的样子 , 脸上总是带笑 。 很少有人知道 , 她的父亲是著名画家司徒乔 , 先生完永祥曾任驻摩洛哥王国大使 。 她本人曾就读巴黎大学 , 获艺术史博士学位 , 曾是多所大学的艺术史教授 。 1963年北外法语系领导找她谈话时 , 讲好的是三年轮换回系里 , 但15年后 , 她才回到北外 。
法语有“小舌音” , 就是小舌头振动发声 , 有点像蝈蝈叫时颤动尾羽 。 老师教同学们早上刷牙时含着水练 , 以体会那种“水音” 。
在外附 , 每个语种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外教 , 当时被称为“外国专家” 。 这种条件 , 当年很多大学的外语院系都还不具备 。
每天早上 , “胜利20”“伏尔加”小轿车一辆辆开进南新华街的校门 , 把外教从友谊宾馆接来 , 上完课再送回去 。 当时中国教师每人每月工资56元 , 而据一位校友回忆 , 外教薪水高达四五百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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