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封疆大吏( 四 ) _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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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夔龙。来源/《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
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陈夔龙治下的直隶保持静默。他拒绝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同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天津没有出现严重混乱。《大公报》评价他“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 。而陈夔龙自己也颇为自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眼见清亡已无可挽回，1912年2月3日，陈夔龙以生病为由，辞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迁居德国租界。不久，宣统帝下诏退位，陈夔龙移居上海。
袁世凯上台后，曾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他应邀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虽未及上任，但一颗心始终系在清室之上。当溥仪被冯玉祥带兵驱逐出故宫时，上海的陈夔龙义愤填膺。段祺瑞上台后，他邀请一帮遗老遗少致电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直到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之后，他才对清廷复辟彻底死心，真正过起了隐居生活。
1948年8月17日，陈夔龙在上海寓所去世。他也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一位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人。
参政
相较于陈夔龙，赵尔巽和李经羲两位总督似乎更喜欢发挥余热。
赵尔巽，字公镶，汉军正蓝旗人，是前面被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1911年4月，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关外是清廷的发家之地，能把赵尔巽放在这个位置，足以说明朝廷对他有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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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武昌起义之后，他面对关内大部分省份独立的紧迫形势，决定召开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 。会上，有人要求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补交朋友的。”就这样，虽然关内形势波涛汹涌，但东三省的革命之火并未燃起。
清廷退位后，他同大多数清廷遗老一样逃往青岛。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编撰《清史》。按袁世凯的意思，让赵尔巽当馆长，于式枚、刘廷琛当副馆长。结果刘廷琛把袁世凯派过去的使者骂了一顿，赵尔巽则欣然答应。面对别人说他“二臣”的指责，他辩解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并非‘二臣’” 。袁世凯死后，他一边继续编书，还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参政院议长等职。
1928年5月，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全部出版。尽管时人认为史稿错误疏漏太多，这部鸿篇巨制的确是耗费了赵尔巽的全部精力，他也在《清史稿》全部出版的前一年9月病逝。
与晚年赵尔巽经历相似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
李经羲，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1910年，担任云贵总督。与之前大多数“封疆大吏”不同，李经羲对革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任总督时，有人举报蔡锷是革命党，即使明知道蔡锷在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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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辛亥之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他首先是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有人提议将李经羲枪毙，被蔡锷否决，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
离开云南后，李经羲回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内谋了政治会议议长的闲职。袁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结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一周，就被谋求“复辟”的张勋给赶下台。此后，李经羲心灰意冷，再未过问政治，1925年9月，在上海病逝。
末代总督中还有一个是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字少白，满洲正黄旗人。辛亥后他的结局，《清史稿》只有简单一句话：“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关于他的史料甚少，存在感相对较弱，不过结局上也算善终。
站在今人视角看，这12位“末代总督”，本有机会也有条件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数人固执的继续充当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不是一起沉沦，就是试图螳臂当车而闹出历史笑话；还有一些知难而退的，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