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封疆大吏( 二 ) _大吏

汉奸
两广总督张鸣歧，是9个地方总督中唯一一位当汉奸的。
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他虽是举人，但早年仕途并不顺利，加入晚清官场大佬岑春煊的幕僚队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成为晚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

文章插图
张鸣歧。来源/《东方杂志》1911年第9期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在广东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电请朝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在文澜书院门口树起“广州独立”的旗帜时，他对两万余名请愿独立的民众，却避而不见。当他获悉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清军在汉口、汉阳两败革命军时，态度转而强硬，命令手下上街扯去革命的灯旗标语，巡街捕人。
广州独立后，民众推选张鸣歧担任都督并代表前往总督署送印，却发现张鸣岐不见踪影。原来他早于当天上午逃亡沙面租界，后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再逃日本。
民国成立后，张鸣歧回到北京，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当一名高级顾问。袁准备称帝时，张鸣岐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积极附从，同时，他还与一直主张“复辟”的张勋暗中联系，以期清朝复辟后能给自己安排个职位。事败后，他隐居到上海法租界，常年吃斋念佛，看起来好像是不问世事，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机会。
卢沟桥事变后，张鸣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加入大汉奸王揖唐等人发起的“中华佛学会”，后又与王克敏、靳云鹏等汉奸一起，到日伪政权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甚至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为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摇旗呐喊，祈祷“大东亚圣战之必胜” 。
也许是抗战胜利后不堪“汉奸”之名的压力，或是想追随日本法西斯的阴魂，1945年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逝。
与张鸣歧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气节方面则更显可贵。
出逃
张人骏，字千里，直隶丰润人，同治朝戊辰科进士。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航，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正处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内，从他给内阁的电文中，能够看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在在堪虞……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兼程来宁，分布各埠，保华洋商务。”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他的想象。11月初，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宣布独立，不过，南京城还控制在张人骏的手里。12月初，面对攻城的革命军，张人骏先是派和自己私交甚笃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与新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趁着马林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让手下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他坐在里头缒下城墙，出了城，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他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箩筐总督” 。此后，由南京到上海，再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德国占领，张人骏一家北上天津避难，之后就一直待在天津。
虽然当过几任“封疆大吏”，张人骏因为官清廉，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他在青岛和天津的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拮据。《胶澳志》说他“然清廉自持，家无余财” 。张人骏的曾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研究员说起曾祖父时，也是一声叹息：“他的晚年，和那些曾经与他同样地位的清朝大臣比起来，的确比较潦倒。”尽管如此，面对袁世凯称帝前后向他发来的请柬，他一概拒绝，至少在骨气上比张鸣歧要硬实很多。
1927年初，张人骏在天津寓所去世，享年82岁。他死后，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他家吊唁，也算是对这位晚清老臣的怀念。
同样是面对革命军的进攻时选择出逃，湖广总督瑞澂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武昌城内。城内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质量，其实都要优于起义军。但瑞澂听了老婆廖克玉的话，在后花园挖了洞跑了出来逃上停在长江的楚豫舰，最后一路逃到上海。
清廷对他这种逃跑行为异常愤怒，一开始只是下旨革职，仍让其署湖广总督一职，希望他戴罪立功。后听说他逃到上海，直接下旨逮捕，于是瑞澂又逃往日本。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将瑞澂存在山西钱庄的百万财产没收。没多久，这位逃往总督就在上海一命呜呼。
与这两位总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位总督选择“逆流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