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吏治制度演变脉络：君臣对立与合作君主专制制度下

君主专制制度下，吏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无不与皇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吏治制度的变迁和完善，是皇权的配置和行使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官吏群体的出现不过是皇权为了牧民而不得已催生的结果。
【传统社会的吏治制度演变脉络：君臣对立与合作】因而，虽然“权出于上” ，但代行权力的官僚无疑拥有了“治权” 。将其称为臣权，那么皇权的配置和臣权的获取，彼此间的合作和对立，便成为吏治制度演变的主体脉络。
首先，就权力合作而言，权力涉及到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君主和官僚作为权力主体，以民众为对象。即便官吏简拔制度赋予了底层民众向官僚阶层流动的可能，也不会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封闭性特征。这在事实上造就了在皇权和臣权共谋下形成的与民权的对立关系。附着于这两类权力上的官僚集团，以及包括宗室、外戚在内的皇权集团，架构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共享充斥于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依附于其上的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
当共谋达成时，便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的“君臣相济”的局面。不过，尚需注意的是在社会中，该政治共同体对权力的行使始终保持一定的克制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以不至于“竭泽而渔” ，进而威胁到乃至颠覆整个政治权力集团，这在一方面也表明了“民”这一阶层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仍然会对皇权和臣权的共谋形成一定的制衡。
其次，以君主为权力主体，官僚和民众便成为权力的作用对象。正如一些学者的观点，在皇权面前，臣与民并无实质差别。因而，若撇开对吏治制度影响相对较小的民不谈，在政治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君和臣的利益分配问题。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提到“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间始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由皇权和臣权建构的共同体。因为官僚权力虽然依附于皇权而存在，但这一群体在和皇权的共谋之外，亦存在着独立于皇权的倾向。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官僚制度虽然经常受到君尊臣卑原则的干扰，但是由于统一帝国的规模庞大，组织复杂，与此一规模与组织相应的官僚制度也具有抗拒干扰的巨大潜力” ，如此便往往表现为君弱臣强，或君强臣弱的局面。更遑论官僚对君主的分权，往往会构成对皇权的威胁。
因此，如何实现政治权力在官吏中的均衡配置，而不至于出现“太阿倒持”的局面，始终是影响吏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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