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面子与权力之下的酒桌“虐”文化

_本文原题：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面子与权力之下的酒桌“虐”文化
“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的所谓酒桌文化又被吐槽了。吐槽当然常有，只不过大规模吐槽是少有的。
【新京报|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面子与权力之下的酒桌“虐”文化】在新一期的《脱口秀大会》中脱口秀演员庞博吐槽：“酒桌上一个肝硬化，一个胆结石，喝到最后开开心心成了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这还只是关于酒是如何拉近距离的段子。而近日，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一名新员工不喝酒被领导打耳光一事引起热议。 “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所引起的，不是吐槽而是愤怒了。 “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 ，这三个词自带话题，它们的组合是“酒桌文化”极致而夸张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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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叫我酒神》（2020）剧照。
酒桌文化尽管被批为披着文化外衣的糟粕，然而在其规则里似乎确实形成了一些文化，以此规定在酒桌上，谁是主宾、主陪、副陪，谁致辞，如何开场、敬酒，以及怎样拿捏酒量尺度。如电影《别叫我酒神》还描述了被叫作“鸿运当头，当自饮三杯”的奇怪做法。
这些规则看起来神乎其神，像是一门学问，而归根结底任何规则的实质只是维护和表达酒桌上的地位或权力关系。 “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谁被敬得多，往往便是谁的面子大，成为地位或权力的能量展示。酒桌文化在这里不如叫面子与权力之下的“虐”文化。不是“虐”自己奉承他人，就是“虐”别人来确认自己的能量。
当然，以酒为乐的朋友多半不会同意将问题归因于酒桌文化，因为彼此平等的饮酒交流是人之常情，可以助兴，可以相互倾诉。 “强制劝酒”的聚餐才是众人批判的酒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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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2018）剧照。
现在“新员工不喝酒被打耳光” 一事已有下文。 8月24日，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通过官微发表通报， “已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停职接受调查处罚” ，但是这并未完全平息众怒。它背后引起的共鸣大概太多了。作为旁观者，我们谈起劝酒，多半都是果断拒绝。可当我们作为当事人，为何就难以拒绝，甚至无法拒绝？
书评君就此专访社会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他的学术兴趣多是围绕人情、面子，以及就此展现的地位或权力。那么，这些元素在酒桌文化上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即便在被认为现代化程度高的大城市，这一切照样运转？
采写 |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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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出版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国人的脸面观》等。
人情、面子与“强制劝酒”
***：你长期从事有关“脸面”“人情”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是否可以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脸”和“面子”的区别？“酒桌文化”与中国人的“脸面”有何关联？
翟学伟：“面子”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用法，比如说“丢面子”“爱面子”“给面子” 。我们一直以来讲中国人的“脸面” ，如果细分， “脸”可能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表现，比如人们自己的“显摆” ，一种对个人形象的展示。而“面子”更多需要放进一个关系中去理解，也就是你的形象展示是希望在一个人际的互动中收获反馈的。 “面子”更多其实体现在你的展示的效果中。比如今天我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衣服，别人也认为我穿的非常好看，此时“脸”和“面子”就统一了。分页标题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脸”和“面子”很多时候是等同使用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区分二者是有意义的，因为正是二者之间存在张力的地方提示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比如，我对我的“脸”非常看重，把一首歌唱得很好，但是大家觉得不好——没有给我面子，或者我的歌没有唱得很好，却博得了满堂彩。这些生活中都能见到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脸”和“面子”的张力，背后也隐藏着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
在很多场合都存在需要忽略“脸”而多给“面子”的情况，就比如你这里谈到的“酒桌文化”：作为领导即使醉醺醺的、即使出言不逊，看起来丝毫不顾及形象，在座的各位都需要装作看不见这些不雅的状态，依旧需要在礼节上对其毕恭毕敬。现在一些场合的“强制劝酒”对于“面子”的过度强调其实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有的人不是不想给这个面子，而是确实不能喝，但是因为在那个场合不喝就会被理解为不给面子，所以就不得不强迫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
当然，可能有一些经常混迹于酒桌的人很有经验，知道说一点油嘴滑舌的话，找一些借口，然后搞出一点半真不假的事端出来，用这些做法躲掉喝酒的可能性，同时又不伤及对方的面子。但是，他不伤及对方的面子的本身，就意味着“给面子”的原则依然发挥着作用，只不过这个人他已经在人情世故、在应酬方面能高超地对付这样的场景。
***：你曾经在作品中提到权力是“脸面”构成的重要来源，权力掌握者是最有脸的，也需要他人的肯定与赞赏来维持面子。于是周围的人围绕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偏正结构” ，你觉得酒桌文化是不是某种偏正结构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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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翟学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作者在书中提出“偏正结构” ，人际互动中的地位认定基于偏位的向心倾向和修饰作用，中心地位得到强调。在偏正结构中，偏位不仅需要服从归顺于主位，还需对主位进行抬举、美化和吹捧等。
翟学伟：“偏正结构”的问题比较复杂，可能很难简单讲清楚。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个劝酒的场景只是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中来思考，当我们把它上升到宏观层面，如果整个中国社会都会因为“脸面”的发生，产生了给面子的原则，这个原则一旦被结构化，就可能会走向偏正结构。
***：在我们惯常的理解里，大城市的观念更加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生存相对不那么依赖人际关系的“陌生人社会” ，为什么酒桌文化依然盛行？
翟学伟：这个并不难理解。城市之所以被理解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和城市中人的流动性有关系。流动的越频繁，人际交往中接触的陌生人就越多。但是即使你是在城市里，约着一起吃饭的人也都是熟人，或者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人，人情依旧会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素就是桌子，中国人餐馆里都是圆桌，就是给相互认识的很多人一起围着吃饭的。如果是像麦当劳那种桌子的结构，其实就非常契合一个“陌生人”聚集的就餐环境，每个人拿了自己的食物就去到一个比较窄的小桌子上自己一个人吃。
“你是否有尊重我基本的面子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领域的制度规章都不断完善。你写过一篇文章叫《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在你看来，现在社会上“人情”的重要性是更弱了还是更强了？
翟学伟：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人情”在现在的社会可能更加重要了。今天生活里很多的需求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国家包办一切，在计划的配给方面有许多具体的个人问题，需要依赖人情，但是这些事情非常琐碎。到了市场经济之后，虽然这些琐事可能都可以直接通过钱、有规则的交易解决，似乎不涉及到人情，但是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医疗、孩子上学，这些方面的负担其实比以前要重，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还是有人情的作用在。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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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翟学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0月。
***：你虽然一直从事面子和人情相关议题的研究，但是主张将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描绘与对其的价值判断区分开。 “酒桌文化”目前是一个很多人都要面对的比较普遍的现象，你觉得也可以不做价值判断吗？这条新闻虽然引发了人们对“酒桌文化”的声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强制劝酒的文化不等于“酒文化” ， “酒文化”也有一些合理的体现方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翟学伟：首先我要说这一类的问题都难以一概而论。比如现在大学老师们经常遇到一个困境就是到底要不要严格要求学生。如果严格要求学生，有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怎么办？那么因为存在这种风险，就要从价值判断上认为老师不应该严格要求学生吗？
我觉得对于“酒桌文化” ，最重要的首先是从事实上去描述清楚这个文化现象，然后区分不同的场景予以评价。为了哄领导开心强制劝酒、把人往死里喝，必须反对。这种情形里很多领导觉得你不喝就是不给面子，那这个时候被劝的人完全可以反问：你是否有尊重我基本的面子呢？而如果是关系比较好的人一起吃饭，这个场合大家也比较平等，来点酒助兴也是很好的，要分情况看。
***：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向职场。许多人常常调侃职场新人身上带有的“学生气” ，因为他们可能更加信赖制度而并不那么通“人情” 。你曾在撰写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经常是相互支撑的，制度中总是存在人情运作的空间，而制度也不会允许人情恣意妄为。 “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场智力挑战” 。你觉得对于职场新人来讲，应该如何从心态和行动上去处理好这种平衡？
翟学伟：我觉得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是从自身出发尽可能地淡化“关系” ，强调对每个人个人的尊重。每个职场中的人，你可以用他做出的成绩和犯的错误去评价他，可以表扬，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专注于搞关系。有一些需要处理的人情和脸面可能已经是存在的了，但是作为职场新人，首先应该从个体尊重出发去和周围的人相处。
第二是学会区分，在社会学里可能叫“区隔” 。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在这点上做的并不好，经常把各个不同场合的身份混在一起，比如让亲戚到办公室里谈事情。在办公室就谈办公室的事，在家里就谈家事，在公共空间做公共空间的事，私人空间做私人空间的事。同时区分清楚不同场合的原则，比如家族企业，也应该用企业的原则来管理，如果说用家庭内部的亲情原则去管理，就难免出现一些不公平。能区分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用到“脸面” ，什么时候不应当用，这点很重要。
采写 | 刘亚光
编辑 | 西西王青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