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本文原题：刘跃进 | 曾明《诗学“活法”考索》序


本文插图
曾明《诗学“活法”考索》 ， 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
诗歌本无法 ， 也无规 ， 它只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 。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说 ， 早期的诗歌只是人们劳作之时或闲暇之余 ， 为协调步骤 ， 或抒发情感而发出的自然声音 ， 记录下来 ， 很可能就成为诗 。 从发生学角度看 ， 歌在前 ， 诗在后 ， “歌诗”可能比“诗歌”更好地概括早期诗歌的特点 。 《左传》说“歌诗必类” ， 《墨子》说“歌诗三百” ， 就是如此 。 两汉以后 ， 上古流传下来的歌被系统收集整理 ， 作为案头的“诗” ， 渐渐脱离“歌”的性质 ， 走向独立 ， “诗歌”便成为主流 。 《汉书·礼乐志》说：“和亲之说难形 ， 则发之于诗歌咏言 。 ”此后 ， 诗歌逐渐被文人规范 ， 由杂言到四言、五言、七言 ， 由古体到近体 。 规则确立固然是好事 ，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束缚 。 于是人们又要寻找突破 ， 便出现了长短句、散曲乃至现代新诗 。 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循 ， 由僵化的“死法”到灵动的“活法” ， 中国诗歌实际上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 。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 唐宋诗歌的巨变最引人瞩目 。
李、杜、元、白、韩、柳等大诗人开创了唐诗的全盛时期 ， 就像高耸云端的大山 ， 横亘于中晚唐北宋诗人面前 。 盛唐时期的创作 ， 万众景仰 ， “何如海日生残夜 ， 一句能令万古传” 。 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永远臣服在前人脚下 ， 高山仰止 ， 就只能像大历诗人那样 ， 回归自我 ， 追求幽怨孤寂的诗美 。 这显然不会为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诗人所接受 。 于是 ， 晚唐北宋诗人谋求创新 ， 别开词体 ， 一时蔚为大观 。 词 ， 终于闯出一条新路 。 诗呢？是恪守前人的“死法” ， 还是追求现世的“活法” ， 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诗学论争的核心 。 以刘筠、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选择了模仿 ， 创作上中规中矩 ， 雍容华贵有余 ， 清新闲适不足 。 当然 ， 其中不乏精彩之句 ， 但总体平平 ， 则毋庸置疑 。 难怪元好问讥讽这些诗歌“独恨无人作郑笺” ， 讥讽作者都掉进书袋子 ， 走不出来 。


本文插图
【胡宿|刘跃进 | 曾明《诗学“活法”考索》序】王时敏《杜甫诗意图》之一 资料图片
就在西昆体盛行的后期 ， 胡宿从这个流派中脱颖而出 。 他也崇拜西昆诸老 ， 追模前人 。 如“西北浮云连魏阙 ， 东南初日满秦楼” ， 上句用“西北有高楼 ， 上与浮云齐” ， 下句用“日出东南隅 ， 照我秦氏楼” 。 《诗薮》认为这两句“联合成句 ， 词意天然” 。 可是 ， 尽管语工形肖 ， 终究还是模仿 。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 长此以往 ， 不会成就气象 。 他在《又和前人》诗中无不感慨地写道：“诗中活法无多子 ， 眼里知音有几人？”这里 ， 作者拈出“活法”一词 ， 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蕴 。
从这里入手 ， 曾明教授敏锐地注意到胡宿诗论的学术史意义 。 于是 ， 他研读基本文献 ， 爬梳剔抉 ， 将微观的文献解读、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融会贯通 ， 最终梳理出宋代诗学中“活法”说的演变脉络 ， 并作如下概括：胡宿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创始人 ， 苏轼是“活法”说的成功实践者 ， 吕本中是“活法”说的理论建构者 。 以“活法”说为线索 ， 以胡宿、苏轼、吕本中为重点 ， 曾明教授将他的思考浓缩在《诗学“活法”考索》一书中 ， 将这一理论命题放置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 ， 因枝振叶 ， 沿波讨源 ， 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讨论不多的文学现象 。分页标题


本文插图
李白《上阳台帖》 资料图片
作者发现 ， 在“活法”说提出、阐发和演变过程中 ， 无论是胡宿还是吕本中 ， 常以“弹丸”“珠丸”作比喻 。 如胡宿诗：“倾出囊中和月露 ， 皎如盘底走珠丸 。 ”“弹丸”“珠丸”等与“活法” ， 其实大同小异 ， 只是内涵有所不同 。 苏轼多次以“弹丸”论诗文 ， 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象 。 与之相近的是用“脱兔”比喻 ， 依然是他所倡导的好诗如行云流水 ， 常行于所当行 ， 常止于不可不止 。 这种比喻自然、贴切 ， 很有诗韵 。 曾明师从著名学者王发国先生 ， 长期浸润六朝诗学 ， 尤其钟情钟嵘《诗品》 。 他从胡宿、苏轼等人的主张 ， 联想到谢朓所推崇的“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说 ， 联想到沈约提出的“三易”说 ， 于是从“音”“义”两个方面上溯六朝 ， 章分句析 ， 旁罗参证 ， 将宋代的“活法”说与六朝诗学联系起来 ， 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 沿着这样的思路 ， 作者又将胡宿等人的主张 ， 与唐代“清水出芙蓉 ， 天然去雕饰”的美学精神联系起来 ， 为胡宿、苏轼、吕本中的理论主张探得活水源头 ， 找到诗学依据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 胡宿等人所倡导的“活法”说 ， 既是对齐梁流美圆转诗风的继承 ， 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佛学儒学互补背景下诗坛革新的必然结果 。 “活法”说的提出 ， 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 唯其如此 ， 胡宿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转变时期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
作者还发现 ， 苏轼的若干文学主张 ， 如“八面受敌”与“以情理推之” ， “弹丸脱手”与“兔起鹘落” ， “无意为文”与“有为而作” ， “随物赋形”与“行云流水” ， “以文为诗”与“以赋为文” ， “以我观物”与“自是一家”等 ， 无一不是对“活法”说的最好实践 。 归纳起来 ， 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辩证关系上来 。 苏轼倡导“无意为文” ， 并不是绝对的 ， 从创作过程看 ， 最初或出于“无意” ， 其实始终处在“无意”和“有意”之间 ， 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则是“活法”说所指引的“无意”境界 ， 是“天工”与“人巧”、“无意”与“有意”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 。 这种理论主张对北宋文人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
吕本中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核心人物 。 虽然他不是中国诗论“活法”说的首创者 ， 但他对“活法”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在某些方面 ， 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 ， 至少有五个方面的贡献值得表而彰之：一是给“活法”说界定通达的内涵和外延；二是给“活法”说充实应有的内容；三是给“活法”说指明运用的方法；四是为“活法”说探寻理论的来源；五是让“活法”说走向文坛 ， 产生巨大影响 。
为了系统地解释上述发现 ， 作者从传统中国文论语境“内部”出发 ， 将所论要点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上 ， 重新梳理各种理论命题、核心概念以及这些文学主张在创作方面的种种表现 ， 努力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其来龙去脉 ， 把握其演变逻辑 。 同时 ， 作者又时时提醒自己 ， 要以全球语境为参照 ， 超越东西方的隔阂 ， 努力寻找某种“共通”的源头 ， 商略异同 ， 探寻本质 。
更值得称道的是 ， 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观念史 ， 而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 ， 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 ， 切合实际 。 譬如他论胡宿诗歌的创作 ， 强调他对西昆派的纠偏 ， 更强调他对北宋中期创作的影响 。 这种影响不是口号式的 ， 而是创作风格、写作手法的变化 。 就创作风格而言 ， 胡宿的诗歌既有僻涩难解、艳丽凝重的一面 ， 也有平淡简远、清新自然的另一面；就写作手法而言 ， 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丽藻的“昆体”成法 ， 也有直写所见所闻所感的白描手法 。 这种概括 ， 让我们想起曹植 ， 想起杜甫 。 他们也是引领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 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 当然 ， 就诗歌创作成就来说 ， 胡宿远远不能与曹植、杜甫相提并论 ， 但他有诗史的意义 。 他的诗风僻涩艳丽 ， 手法上对典事的频繁使用 ， 对丽词的过分追求 ， 是“继”西昆体之“往”；白描手法的运用 ， 平淡清新的追求 ， 又预示着新一代诗体的来临 。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 ， 胡宿的“活法”说不是简单地对“西昆体”的颠覆 ， 而是拯救“西昆体”的弊端 ， 希望后来者能扬长避短 ， 开创新路 。 这一点 ， 近似于后来的吕本中 ， 虽脱胎于江西诗派 ， 却反戈一击 ， 用“活法”“金弹”拯救后江西诗派“生硬”“晦涩”之弊 。 他们的理论反思 ， 他们的创作实践 ， 更有内在的引领力量 。分页标题
由诗学上的“死法”“活法”说开去 ， 作者纵横捭阖 ， 视通古今 ， 注意到各种风格往往相辅互补 ， 对立统一 。 如《诗经》和《楚辞》、司马相如和扬雄、李白和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苏轼和黄庭坚、鲁迅和郭沫若等等 ，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 《诗经》似“方” ， 《楚辞》似“圆”；扬雄似“方” ， 司马相如似“圆”；杜甫似“方” ， 李白似“圆”；韩愈似“方” ， 柳宗元似“圆”；黄庭坚似“方” ， 苏轼似“圆”；鲁迅似“方” ， 郭沫若似“圆” 。 如此等等 ， 还可以举出很多 。 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 而上述这些作家作品 ， 无论有无规矩 ， 皆成方圆 。 这就昭示我们 ， 所谓规矩 ， 所谓方圆 ， 不可偏废 ， 不可或缺 。 胡宿的“以李补杜” ， 亦是“以规补矩” ， “以圆补方” 。 方圆互补 ， 意在法外 ， 才是诗学“活法”的真髓所在 。


本文插图
王发国《诗品考索》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行文至此 ， 再回到开篇讨论的话题 。 几千年中国诗歌的演变 ， 无外乎就是一个立规矩又不断地修订规矩、树传统又不断地突破传统的过程 。 任何一个成功的诗人 ， 或文学理论家 ， 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 《文心雕龙·通变》赞曰：“文律运周 ， 日新其业 。 变则其久 ， 通则不乏 。 趋时必果 ， 乘机无怯 。 望今制奇 ， 参古定法 。 ”强调“通变”意义 ， 参古定法是通 ， 是继承；望今制奇 ， 是变 ， 是创新 。 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相比 ， 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不一定遵循进化论的规律 。 体现人类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学特性 ， 后来者可能永远无法企及 。 但是文学发展又与人类文明进步相向而行 ， 即从无序到有序 。 钟嵘把“自然英旨”作为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 ， 强调自然 ， 并不意味着脱离规范 。 杜甫“晚来渐于诗律细”而又不受诗律束缚 ， 苏轼主张从“严诗律”入手 ， 最后达到“无诗律”境界 。 何止是诗 ，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 无不如此 。 如何继承前人精华 ， 如何发挥个人才能 ， 如何创造杰作 ， 这是考验一个文学艺术家是否具有创作天才的重要标志 。
我与曾明教授的结识缘于我们的老师 。 20世纪90年代初 ， 我在曹道衡先生那里读到王发国先生赠送的专著《诗品考索》 ， 印制比较粗糙 ， 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 。 后来 ， 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玉成先生几次提到这部书 ， 建议我认真阅读 。 朱熹说：“读书 ， 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 ， 方寻得道理透彻 。 若不见得缝罅 ， 无由入得 。 看见缝罅时 ， 脉络自开 。 ”王发国先生的著作也有这个特点 。 他心细如发 ， 多在寻常处发现蛛丝马迹 ， 讨论的多是前人很少论及的琐细问题 ， 推衍开来 ， 又可能引出许多重大问题 。 这令我非常感佩 。 在我的印象中 ， 曾明陪同王发国先生拜访曹先生 ， 我有幸叨陪末座 ， 得与曾明教授结识 。 在交谈中 ，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语 ， 也发现原来我们有相近的阅历 。 后来 ， 彼此都越来越忙 ， 虽有书信往来 ， 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 2010年 ， 我接手文学所领导工作 ， 开始筹划文学研究所三个“六十年”（文学所创办六十周年 ， 《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 最初的工作 ， 就是与福建师范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研讨会 ， 纪念籍贯为福建长乐的郑振铎和四川万县的何其芳等 ， 他们是文学所创所的元老 。 在筹划这些活动中 ， 我与曾明教授多有接触 ， 知道他在承担繁重行政工作之余 ， 仍钟情于学术 ， “不将精力做人情” 。 他原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 ， 随着视野的开阔 ， 下延到唐宋 ， 专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学思想 。 两年前 ， 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写的一部论宋代“活法”专著 ， 希望我能作序 。 我确实很关注汉魏六朝文学思想研究 ， 但精力所限 ， 唐宋以下很少涉猎 ， 很愿意从同行的著作中学到新知 。 曾明教授的专著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 譬如反复讨论宋代诗学的“活法”问题 ， 就触动我的联想 ， 认为这一主张不仅限于文学 ， 凡做人做事 ， 读书从政 ， 其实都有一个“择先王之成法 ， 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的“通变”问题 。 孔子主张做人做事要“随心所欲不逾矩” ， 宋人将这种主张推及读书 ， 突破“死法”“定法” ， 强调对经典义理的阐发 。 由此看来 ， 有宋一代诗学中的“活法”说 ， 其实是人类知识传承中一个重要话题 ， 既深且广 ， 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 所以只能翻空臆想 ， 随文札记 ， 愿借这个机会 ， 就教于曾明教授 。分页标题
（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01月27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