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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因此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是治国者的首宗大事。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掌登万民之数”，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也就是说，小司寇准确地统计人口数据，神圣地进献给国王，王行拜礼而后接受，据以计划国家开支的增减。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但是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初年，进行了严格的人口统计，“不实者罪之”。但是忽必烈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较全面的人口统计了，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赴各地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但到明朝中期，人口和耕地“无一实数”，“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少地方“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将圮而未圮”。张居正重新丈量耕地，发现过去的隐田率高达40%。

雍正年间取消人头税，才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强化了耕地与税赋的联系，又导致了耕地隐报20%。人口从1734年的9000多万（16-60岁男丁2735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人，说明1734年人口隐报率极高。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尤其是计生部门通过虚报人数继续计划生育。

1991-2000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1990年、2000年中国普查的各年龄数据是普查表加军人；2010年是普查表加军人，并将另外461万人年龄不明人口依比例补入。1990年普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以下简称《展望》）的时点是7月1日；而2000年、2010年普查的时点是11月1日，为了便于比较，将各年龄数据调整到7月1日。

2016年的中国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净迁出数姑且采纳2017年版《展望》的数据，1991-2016年共760万人。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为113368万人，笔者比较1990年0-9岁和2000年普查10-19岁人口，认为1990年普查低龄组存在一些漏报，实际总人口应为114403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为114333万人；联合国2008年版、2010年版《展望》也公布为114209万人、114520万人。可见对1990年中国人口数争议不大。

1990年普查的10岁以上人口是1980年之前出生的，是不存在漏报的，也与1982年普查相应年龄组人口一致；但是2017年版《展望》却将1990年总人口调高到117245万人，其12-31岁人口数也比1990年普查多出1517万人，可见，2017年版《展望》的人口总数是不符合逻辑的。

1991-2016年的死亡人数，国家统计局公布为22529万人，2008年版、2010年版、2017年版《展望》则分别公布为23381万、23941万人、22411万人。实际死亡数应比统计局公布的更多，因为存在死亡未销户口现象。根据经济和医疗水平判断，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应该滞后台湾19-20年，那么1991-2016年应该死亡约23429万人。可见，死亡人数争议也不大。

争议最大的1991-2016年的出生人数，国家统计局、2017年版《展望》公布为46628万人、46257万人。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但是几十年来，联合国、中国国家计生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并非立足“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比如2000年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22，0岁1379万人；但是联合国和中国国家计生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8，国家统计局公布2000年出生了1771万人。2000年的0岁人口到2010年是10岁，到2014年读初三，到2015年是15岁，都不存在漏报了。2010年普查、2010年公安户籍载明的10岁人口分别只有1445万人、1438万人；2014年初三在校生只有1426万人，由于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总人数的比例）为104%，那么14岁实际只有1371万人；2015年“小普查”15岁只有1357万人。可见，2000年普查的0岁人口误差不大。

同样，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0岁人口1379万人；但是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63，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592万人。

联合国也在不断地“纠错”，比如2008年版、2010年版《展望》都认为中国1996-2000年的生育率为1.8，但是2017年版却改为1.51；2008年版认为2001-2005年的生育率为1.8，但2010年版却改为1.70，2017年版改为1.55，但仍然比抽样调查的1.39要高。可见，联合国在处理中国人口数据上是非常“任性”的。

先比较一下1991-2000年的出生数，统计公报、2017年版《展望》公布为20471万人、19302万人；但是用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推算只出生了17177万人。2000年普查0-9岁也只有16333万人；2010年普查、户籍10-19岁分别只有18040万人、16993万人；2015年户籍15-24岁只有17190万人。其实1990年以后的普查、户籍还存在重报，比如根据1990年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20岁以上人口还存活96290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的20岁以上人口为103872万人，说明重报了7.87%。扣除各套数据的重报，再用存活率推算到出生年份的人数，见表1。

将后面这5套数据平均，应该接近事实，那么1991-2000年出生了17333万人，其中2000年1384万人（生育率为1.32）。

2001-2016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中国统计公报、2017年版《展望》公布2001-2010年共出生了16151万、16577万人，是参照小学招生数统计的。其实用小学招生数修正出生数是极不准确的。中国是6岁上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随着年级的增加，在校生不断缩水。比如2007-2009年小学招生5070万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2003年出生4948万人相当；但是2015年初一、二、三年级只有4270万人，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2-14岁实际人数只有4105万人。可见，参考小学招生确定的出生人数存在20%以上的水分。那么2001-2010年实际出生人数只有大约13400万人。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2001-2010年只活产了11941万人。活产数包括住院分娩和非住院分娩。比如2001年共活产了1069万人，住院分娩率（“住院率”）为76.0%，那么住院、非住院活产数分别为812万人、257万人；假设非住院活产数只登记了50%，那么“调整”后的2001年实际活产数为1326万人，2001-2010合计活产13377万人。

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0岁人口只有1100万人；但是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60，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比《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活产1454万人多出了201万人，意味着这201万人并非“生”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

2008年之前，活产数还没有什么水分，因为农村生孩子是自费的。但是2008年之后活产数也存在大量水分了，原因有四：首先，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2008年开始覆盖全国，人均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7年的450元，基层政府、医院、个人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分娩数。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再次，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虚报新生儿以获得多个户口。最后，2013年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之后，活产数据受计生系统影响，以“符合预期”。因此，2010年、2015年活产1422万人、1454万人是有一些水分的。

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不存在漏报，一孩生育率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在没有政策限制下，一孩生育率是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的。以台湾地区为例，1980-2015年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其中1980-2010年二者是平行下降，2010年后出台鼓励生育率政策，二者又平行回升。

中国香港1981-2015年、新加坡1974-2015年、韩国1983-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也是直线正相关的，相关系数高达0.95、0.96、0.95。

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显示，中国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09、0.867、0.728、0.556，直线下降，R值高达-0.98。一方面是因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一样，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推动一孩生育率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

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只有0.728，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公式推测，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那么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中国计生委所认定的1.63，而只能达到1.30左右。

2015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中国大陆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5、0.562，如此低的一孩生育率，意味着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6，只能达到1.10左右。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比2015年多出生7.9%；那么将2015年“小普查”的育龄妇女年龄平移，计算2016年的生育率约为1.15，只出生1200万人左右。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6年出生了1786万人；国家卫计委更是公布2016年活产了1846万人，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2016年2+孩出生占比为45%，意味着2+孩子只是一孩的81.8%；即便一孩生育率从2015年的0.556上升到0.66（可能性小），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20。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7以上，意味着一孩生育率应在0.935以上（1994年的水平），这是不符合人口变化规律的。

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32线性降至2010年的1.30、2015年的1.10，2016年的生育率为1.15，那么2001-2010年只出生了13345万人（与用教育、活产数据推测的出生数一致），2011-2016年出生7109万人，加上上述1991-2000年出生的17333万人，1991-2016年合计出生37787万人。

结论：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

2016年的中国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114403万+37787万-23429万-760万=128001万人，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8271万人少了1亿人口。

人口统计水分除了会延误人口政策调整外，还将动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比如说，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生育率将上升到2.1，能拉动0.5%的经济增长率，足以遏止经济下行；但是实际生育率难以反弹到1.3，无力遏止经济下行。

依据本文，2035年的20-44岁黄金年龄劳动力、2034年的18-21岁高中年龄人口、2033年的17-19岁男性兵龄人口将只有3.50亿人、4479万人、1762万人，而依据统计公报，则分别还有4.28亿人、6658万人、2694万人，这种人口误差对经济、教育和国防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降至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后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一些学者采纳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几十年，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经济决策失误。

1980年、2016年、2030年、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39岁、46岁、56岁，而印度分别只有20岁、27岁、32岁、40岁，美国则分别为30岁、38岁、40岁、44岁。过去中国的经济活力高于美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今后中国的经济活力将远低于美国，应该适当进行战略收缩。而一些学者依据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今后将是美国的3倍，建议进行战略扩张。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基础数据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只是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而不可能很精确地还原人口数据。2017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提出，要严惩统计造假。笔者建议动员国家力量，还原真实的人口数据，以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让国家的各项决策建立在真实的人口数据基础上。

来源：原刊国务院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报告；

作者：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人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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