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公司去美国上市是外汇流失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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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发行”可以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全球转型最快的国家,但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借贷,企业的杠杆率太高。杠杆率过高是让人费解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家,贸易是顺差,净外汇资产占中国GDP的17%。因此金融业真正的问题在于股权和债权的失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规模失衡,股权少,股市发展不充分,是个股权赤字经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中,6%是股本,其余94%则是银行贷款,因此中国的融资结构是债务型,存量融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杠杆率太高,归根到底是因为股本金来源不足。而现在对股本金的来源也存在认识上的失误——第一来源是财政拨款,第二来源是企业盈利,第三来源是资本市场,看到流,没看到源。因此为了让企业降低杠杆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减少借贷,切断杠杆链条。然而企业增加的股本金大多是杠杆式的,即名股实债。

过去有种说法,货币是央行以经济为抵押向全国人民发放的永不兑付的债券,这个说法很形象,虽未见诸于任何理论,但却被广泛接受。然而央行认为自己发出的货币都是债务,这只是一种错觉和不全面的认识而已。

要解决高杠杆问题,应从根本上来考虑货币的性质,即将其看作国家发行的“股票”。马克思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价值储藏、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国家股票”作为财富的载体,一定具有价值储藏功能;虽然股票不能直接作为支付手段,但这是在企业层面,在货币层面并不存在这个矛盾。由于货币是永不兑付的债券,因而生来具有股权功能。

很多人认为伯南克实行量宽政策的本意是,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打通血脉,以缓和美国及世界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伯南克魔术”实际上在于——美联储发行的每一元都是一份股权。伯南克通过量宽政策发出的资金最后到达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及个人部门,而此过程中的每一美元都是国家对这些部门的股权,股权增加自然带来杠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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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魔术”可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资本市场是通过商业化手段,在企业及个人层面上将储蓄变为股权,能力大小要看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实际上,债券与股票都是微观层面的债转股,全社会大规模的债转股也是由一笔笔的微观债转股所构成的。如同企业、个人的债转股,央行发行货币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股权。因为国家不会破产,所以国家发行货币不会面临企业层面的流动性风险或破产风险。

债务和股权都是财富的承载体,但债务要求流动性高,股权对流动要求很低,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正确认识这一区别,对国家层面的资本处理至关重要。央行可以同时配置股权和债务,那么许多国家层面的金融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如果能对每个行业在每个时期的股权和债务比例进行估计和分析,就可以近似得出货币量投放在不同行业、不同时期中的股权债务比。对于经济中充满债务资金、缺少股权资金的情况,如果央行按照合理和严格的系统,把股权资金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和行业去,并与债务资金重新组合,很快就能在全社会实现股权和债权的平衡。换句话说,在一定时期、一定对象层面,与美元一样,中国央行所注入的每元人民币可看作是国家的股权,就可以解决经济中杠杆率过高及企业经营遇到的各种问题。

具体到操作问题,央行可以在特定时间将特定项目作为试点进行尝试,试点成功后再扩大规模,如此推进,现有的经济问题可得到快速解决。阿里巴巴是以股权融资为主的少数企业,在中国是例外,基本不需要债权融资。

这是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启示——央行可以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资源配置,企业数目成千上万,央行很难进行直接操作。但是央行可以制定规则,规定企业的股本数额、债务数额和具体的配置渠道。

当前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让问题企业重组或退出市场,可以让央行集中购买所有问题企业的不良资产。如果不能让央行直接接手,可由金融机构来处理,就可以解决问题。从国际经验显示这完全可行,例如伯南克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就解决了问题。并购一旦启动,资金从央行层层向下,在其对企业完成收购后,一方面可将资金用于购买新设备,另一方面也可以修建棚改房,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资金顺着流程到了最基层环节,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自然得以盘活,其实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这么做的。

总之,过去是“泛债务化”,现在则可以借助货币政策实现“泛股权化”。通过“央行的魔术”,重新考虑股权债务问题,改造企业的路就一定能走通,这和过去央行用外汇置换企业不良资产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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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可用做开发性金融

中国有4万亿外汇储备,这个数字看似很大,其实不然。外汇储备下跌1万亿,实际数字则大概为1.6万亿,其中包括贸易顺差的6000亿。以此节奏为参考依据,中国外汇储备还能支撑多久?外汇是一国所掌握的财富,近期资本流出现象明显,有人认为外汇储备可以随意下降,这个看法并不对。在人民币的信用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一国货币估值仍需依靠美元信用:当央行手里握有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时,人民币就升值;一旦这个数字下降到3万亿美元,人民币就贬值。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跌到2万亿,或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到7,甚至跌到7.5,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没办法实施。所以不能让外汇储备规模轻易下降。

此外,股票市场不发达也与外汇流失有关。我国股票市场规模大约为53万亿人民币,约合8万亿美元,占GDP的70%。但其中有2万亿在香港,1万亿在美国,中国最好的公司都去美国、香港上市,老百姓要投资还要到海外资本市场,这也是外汇流失的一个原因。如果老百姓在国内就可以买到这些资产,资金也就不会流到国外去。

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前提是,人民币在海外有足够的信用支持,足以承载资本品交易,在债券、股票、大宗商品等交易中,双方愿意使用人民币。但在过渡期间,人民币可以比照与美元建立的联系汇率,通过大额互换与英镑、欧元建立相对紧密的关系,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样做的好处是杜绝“货币战争”。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2000年前后银行大规模发放贷款,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一些学者提出,我国处于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之际,应对冲外汇占款以防止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由于中国的外汇占款是根据外汇储备而发行,并不是依据央行自身信用,所以外汇占款可以当做资本使用,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防止外汇占款流向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是合理的,这部分资金更应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开发性金融或购买国外资源,实现开发性金融的许多功能。具体而言,中国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缺少的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半导体芯片等等)可以利用外汇储备进口,因此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另外,现在的开发性金融并不需要外汇作为保证,一般是用人民币进行长期放贷,只要保证长期贷款不超过外汇占款、长期贷款与当年经济自然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总和也不超过外汇占款,就可避免出现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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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亟需强势人民币

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国际化,或许正是中国不能如美国一般放开手脚的重要原因。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套利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当时我国经济体量小,监管部门担心索罗斯等人继英镑和港币之后,将对人民币进行攻击,所以不敢轻易放开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现在,美国的GDP总量为1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则为12万亿美元,我们的GDP水平已与美国达到同一数量级,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大体相同。因此,人民币总量已大出美元许多。中国不再对外汇投机交易恐慌,开放资本及债券市场的前提是严格管制套汇。

托宾税(Tobin Tax)是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美国希望加强美元的国际流动性,因此并不认同征收托宾税。而中国和欧盟都支持托宾税,同意进行外汇管制。一个国家支持托宾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量小、购买力低。如果我们现在与欧盟联盟,实现人民币与欧元的完全互换,并实行相同的托宾税,只要互换的规模能达到整体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就不需要再恐惧美元。

因此,央行需要和美联储沟通,人民币不是要与美元争霸,而是要保持自身的稳定。同时,还要与欧盟洽谈合作,以此保证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不合作,双方则可能都将遭受一定程度的伤害。

美联储可能将于今年开始执行“缩表”计划,“缩表”并不是减少美元存量,而是减少美元发行的增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来了,可以趁此机会对外放出一些人民币,往外扩张资本市场。这包括用人民币来采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同时建立大宗商品贸易机制。原来的离岸人民币(CNH)市场将人民币的流动性都投放在海外金融机构上,主要原因在于CNH没有可投资标的,唯一用武之处就是外汇套利,但这样做反而带来人民币下跌的市场预期。但实际上这种市场没有存在的必要,将资金用在大循环上,服务规模大、表现优秀的市场,自身才能发展成为令人赞赏的市场。

同时也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跨境结算标准与国外的兼容。我国需要建立一个人民币自身或与欧元联系汇率的支付体系,并以此取代SWIFT系统。原来的支付系统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若能将所有交易(包括消费和理财)上线,支付涉及的凭证、票据及证券均可追溯,还包括支付宝消费记录,这才可从根本上打击日益泛滥的造假行为。央行正在逐步扩大建设票据交易平台原型系统,但包括货币、支付和股票交易都还没有进入该系统。未来理财和消费记录若能进入这个系统,人民币就能实现在全世界的流通。

因此,目前中国亟待思考的已经不仅是如何增加出口的问题,而是强势人民币(Strong RMB)。中国的资本要走向世界,不能只靠外汇,需要强势人民币作为有力后盾。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而是说明,通过保持高度稳定和高信用,可以发挥资本载体的功能。

作者:陈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

编辑:蜀中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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