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干预为何难以逾越障碍?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敏锐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叶礼庭,曾在2009-2011年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之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担任政治学者、多个国家的政府顾问、战地记者、政治评论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就收录了叶礼庭本人1993-1997年考察原南斯拉夫地区以及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阿富汗等内战或民族、宗教激烈冲突的国家,所撰写的思考和评论文章。

 

在这段时期(1993-1997),冷战已经结束,自由知识界认为影响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欧阵营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障碍已经消除,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大国和联合国,都在上段提到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推行了干涉主义(在赞成者眼中那叫做国际主义)。叶礼庭当然赞同大国和国际组织介入干涉,理由在于“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在20世纪的恐怖实验和种族灭绝中死去的成千上万陌生人”,所以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羞耻感和责任感。

 

但叶礼庭的愿望很快破碎。书中第三章记述了他跟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5年,就上述国家和地区展开和平斡旋的行程。当时的联合国可以调集成员国组成的安全部队,以及大量的物资和转运设备。借助新闻媒体的监督,在内战和冲突国家或地区,总算会有一些粮食和医药品送到平民手中。

 

问题是,尽管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却发现很难履行被赋予的使命。在原南斯拉夫地区,荷兰维和部队眼睁睁的观望大屠杀的发生。在卢旺达,比利时维和部队仅仅能守住部分难民营,根本无法做到出手干预难民营外的屠戮。在安哥拉,一群被截肢的孩子被安排在加利秘书长下榻的酒店乱爬,加利本人不得已在冲突双方(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进行调停,还要安抚已经实施过屠杀的军阀——这让叶礼庭觉得难以接受,怎么可以跟手上沾有鲜血的人商议和平——到了扎伊尔,加利秘书长软弱的劝说蒙博托不要驱逐从卢旺达逃来的难民。而在布隆迪,卷入过种族屠杀的胡图族和图西族领导人,在加利秘书长面前相互推卸责任。

 

叶礼庭因此深感痛苦。基于自由主义、人权观念的干涉主义,在欧美国家被赋予很强的道德使命感。包括叶礼庭在内,很多人曾一度认为,因为不再存在苏联,所以就不会有人再支持全世界各地的(反民主、反人权)政权,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会引发屠杀的冲突和叛乱。二战后的几十年,电视媒体的报道触角逐渐广泛的覆盖了整个世界,“打破了过去将我们的道德关注局限于眼前的家庭、邻里、地方或国家的狭隘分隔”,像上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透过电视媒体一贯、连续的报道,在欧美国家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中,都引发了“内疚、羞耻、愤怒、懊悔”等情感。

 

自然,包括叶礼庭在内,很多人也坚信,借助西方积累的规模庞大的未利用资源,包括粮食储备、医药设备、医护人力资源,当然还有现代化的军队(制止冲突和屠杀的力量),一定可以在人道主义干预中发挥巨大作用。

 

但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人道主义干预,不可避免的都迎来了失败。这是为什么?叶礼庭痛苦的发现,上述干预,跟苏联1979年侵入阿富汗以及更早之前的美国卷入越南战场,都迎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可耻失败。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这本书为此给出了几方面答案。第一,电视媒体在推动公众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冲突、叛乱的同时,也因信息的过载供给,而让受众的道德要求变得十分短暂。叶礼庭的这个解释,其实也是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相关的研究学者的共识,电视和网络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外部事物抽象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直播,削减了人们对于新闻的思考,相反加剧了焦虑,即希望尽快看到更新。

 

第二,20世纪晚期,在苏联-东欧阵营垮塌之后,原阵营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身份政治高度流行。将现实利益问题诉诸民族主义,塑造凶恶的假想敌,在巴尔干地区,甚至更加广泛的其他很多地方,屡试不爽。

 

叶礼庭其实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于西欧和美国阵营推行的国际主义、干涉主义的反抗和嘲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也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事实上牵扯到更多的相关“政治正确”。叶礼庭本人2009-2011年间短暂投身加拿大政坛,身体力行他所秉持的政治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却恰恰绊在了身份政治“政治正确”面前,因为加拿大的选民普遍认为,他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不够“加拿大”。

 

第三,欧洲和美国没有投入全力去帮助卷入战乱、内乱的国家和地区,脱离困境。叶礼庭说,“我们干预,不仅是为了拯救其他人,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毋宁说也是将我们自己作为普世准则捍卫者的一种想象”。这种话语明显是理想主义式的,基于道德立场的。

 

问题是,他本人在内,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误解了冷战时期的战乱和内乱,美国之所以愿意介入其中,其动机和动力不仅基于道德立场,而且还出于与苏联竞赛国际影响力的利益考量。而在冷战后,这样的利益考量都消失殆尽了,仅有的道德立场并不足以驱动美国像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投入大量军力。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士兵在索马里遭遇羞辱式的袭击,历来被认为最具干涉主义价值情怀的总统克林顿干脆下令美军撤军。

国际人道干预为何难以逾越障碍?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作者:(加)叶礼庭

译者:成起宏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国际人道干预为何难以逾越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