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鲁迅先生与古籍
鲁迅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书,当然是须臾不能或离。书的收藏也自然是他收藏的大宗。说是“大宗”,也只是与他的其他收藏品相比较而言。当年的藏书家拥书自雄的资本一时不好查,仅与当今各地纷纷涌现的“十大藏书状元”和“藏书家”们自报的藏书数量比较,鲁迅恐怕也难免要自叹弗如,道声“惭愧”:他的各类藏书,据1959年7月鲁迅博物馆所编三册一套的内部资料《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统计,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计有946种,7704册;中文平装书共866种,1112册;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页);俄文书86种,96册;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95种1889册;以上诸项合计起来,鲁迅的藏书只有一万三千多册,真是多乎哉,不多矣。
其实,鲁迅先生也是不会自道“惭愧”的,因为他并无心亦无意更无财力当藏书家。他的藏书上,很少钤印,偶有所钤,也只有几方“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周树所藏”等,没有那种藏书家常备常钤的有斋号有姓名的堂而皇之的藏书印。他的藏书,一在于对书有种深切的痴情,情之所至,尽力搜购;二在于他的藏书,全在于使用。正是出于这两者,他并不讲究宋刊元椠,据说,鲁迅收藏的线装书中,够得上善本标准的也只有21种,更多的则是平常的版本。记得孙犁在文章中就说过,解放后他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寻购鲁迅所购之书,颇有收获,就可见鲁迅藏书的版本确是平常的。在鲁迅看来,有余钱,能买到宋刊当然很好,没有钱,买来其他版本无妨,只要文字准确无误,也就行了。至于版本辨析,价值如何之类,那是藏书家的事,他并不很在意的。然而,即使平常的版本,在当时,也不易得。要得到,还得有毅力。鲁迅《病后杂谈》中讲过他到嘉业堂买《安龙逸史》的艰难和无奈:“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安龙逸史》不是僻书,更非善本,但购置起来,也是其难如此。鲁迅说:“我没有第三次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辗转买来的。”一万多册自备的藏书,浸润了鲁迅多少心血,自不难想象。
虽然如此之难,书还是要买,因为事情还是要做。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1923年12月和次年6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了上下两册。在这部著作中,鲁迅对中国小说的产生、发展以及社会意义、艺术价值,版本衍变等,均有精辟的论述,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鲁迅也因之堪称研究中国小说的创始人。自初版始,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已印到最后修订本的第11版,日本赛棱社、岩波书店亦印了增田涉的翻译本。鲁迅在给日译者增田涉的信中欣慰地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然而,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所据的小说史料的版本,如鲁迅所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处也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
做这种学问,有“好本子”,当然再好不过,暂时没有,学问也还得做。小米加步枪,大刀与长矛,也能打天下。鲁迅不是“唯版本论者”,恰如“唯武器论”不可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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