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徐霞客——浙江大学史地系与徐霞客张雷在《地理学报》撰文《再造徐霞客—

编者按：张雷在《地理学报》撰文《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其中特别提到竺可桢先生领导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对再造徐霞客的重要作用。

张雷. 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J]. 地理学报, 2017,72(9): 1695-1701.

4 再造徐霞客——浙江大学史地系与徐霞客

4.1 遇见徐霞客

在丁文江塑造之下,徐霞客的地理学家形象渐入人心,徐霞客游记甚至被改成游山鼓词,用以推行国语,流传之广,可见一斑[24]。当丁文江重塑徐霞客之时,中国近代地理学术尚在筹建时期,因此中国近代地理学范式的奠定不得不借助地质学家丁文江之手。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25]。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中国地理学术发展迅速。随着中国地理学术的制度化和职业化,地理学家接手再造徐霞客,由浙江大学史地系完成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最终塑造。

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8年,由竺可桢坐镇,张其昀为主任,依靠中央大学地理系班底,汇聚了叶良辅,任美锷,谭其骧等一批浙江籍学者,皆一时之选,为抗战时期的地理学重镇(浙大史地系同仁籍贯以浙江为主,如竺可桢为浙江绍兴人,张其昀为浙江鄞县人,叶良辅为浙江杭州人,任美锷为浙江宁波人,谭其骧为浙江嘉兴人。)。如果云贵对于丁文江而言,是遇见徐霞客的地方,那么云贵对于浙大史地系而言,则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地理空间。抗战之后,山河沦陷,国民政府退守西南,边疆变为内地。浙江大学自抗战以来,屡经播迁,“由武林而一迁建德,二迁庐陵,三迁庆远,四迁遵义与湄潭。是数地者,除遵义外,皆为霞客游踪之所至。且浙大由浙而赣,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径,初与霞客无二致,故霞客游记不啻为抗战四年来浙大之迁校指南。”浙大内徙路线与徐霞客游踪不谋而合,为研究徐霞客提供地理契机。在学术方面,浙大史地学系坚持史地兼修的治学理念,注重从历史中发掘地理,其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26]。作为江南乡贤的徐霞客则是最好的历史资源。1941年,浙江大学借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举办纪念会,在肯定丁文江发现徐霞客功绩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化徐霞客的科学地理学家形象[27]。

4.2 深化徐霞客

浙江大学史地系从两大方面细化徐霞客的地理学家形象。首先是科学的地理精神。浙大史地系将徐霞客的考察精神概括为：“正义明道,实事求是”,简称求是精神,因为徐霞客的游历,纯然为学术之兴趣,既无使命,亦无其它目的,此种无所为而为之地爱智求真,即为近代科学精神[28]。竺可桢进一步比较了功利性的西方探险家与求知性的徐霞客,其高下立现[29]。同时,他们将徐霞客置于欧洲科学启蒙运动的脉络之中,认为徐霞客传承了明末中国内在的科学精神。其次,浙大史地系学者依照近代地理学框架,分析徐霞客游记文本,条陈其在地理学领域内的贡献。例如张其昀认为传统地志详于水而略于山,而徐霞客则对于山川有系统的观察和探讨,开山川地理学之先。“观其所述,与现代科学原理,多可互资印证,其万里长征,实欲究明各山岳区域之相互关系与共同理解,故可称之为我国山岳地理之开创者”[30]。任美锷与黄秉维分别从近代地貌学和近代生态植物学角度分析验证徐霞客的成就。林文英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对金沙江在石鼓附近的河流袭夺原因加以不同的论证等,谭其骧对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五项发现加以厘定。同时,学者对徐霞客故乡、年谱等进行考证增补,最终奠定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地位。

竺可桢治下的浙江大学,不仅将徐霞客求是精神融入校训,而且突出徐霞客的自然科学属性,为解读徐霞客定下基调,徐霞客研究也成为浙江大学的传统,其师生在1950年之后继续主导着徐霞客的诠释。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谢觉民,留学执教美国,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介绍徐霞客,肯定徐霞客近代地理先驱的地位,特别是野外考察[31]。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陈述彭,与老师任美锷研究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验证徐霞客对岩溶的记录,发掘其自然地理贡献[32]。20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陈桥驿提出“徐学”一说,专门从事徐霞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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