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成村干部生财“摇钱树”，浙江省杭州市查处一村干部以图为良渚文化村项目。许良法向王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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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良渚文化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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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法向王丙坤索取了此楼中一套192平方米的住房。

浙江省杭州市郊，良渚古城遗址——中国正式列入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近年来，随着古城遗址历史文化价值被不断挖掘，其所在的余杭区良渚街道也声名鹊起。距离良渚古城遗址5公里左右，同属一个街道的七贤桥村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赢得发展先机，村集体收入连年稳步增长。

然而，村集体的发展却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这一切，都源于七贤桥村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村委会主任许良法。

致富“领头雁”成了村里“一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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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村支书时，村支书是一把手；他当村主任时，村主任就是村里的一把手。”这是当地干部群众对许良法的一致评价。在大家看来，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老支书”，有本事，但也很霸道。

许良法，1984年起担任七贤桥村村支书，2003年卸任。1984年的七贤桥村，一穷二白，村集体收入入不敷出。许良法上任后，一边积极整合村集体资源，一边带领村民理思路、抓经济、谋发展。80年代中期，余杭地区提出每个村都要有村办企业。许良法起早贪黑跑关系、拉业务，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近20年的努力，七贤桥村村集体收入从1.67万元提升到1008万元。

“七贤桥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许良法积累了很高的威望，在村里他基本上是说一不二。”余杭区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

有能力、有魄力——许良法这样评价自己担任村支书期间的工作表现。然而，卸任村支书后，失去权力的许良法有了危机感。于是，2004年，许良法又想方设法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此时，杭州城北副中心的区位优势，也让位于余杭区的七贤桥村的地价飙升。

2006年，因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性开发和景观视线修复，良渚镇（现为良渚街道）成立了良渚文化村七贤桥村项目推进小组。镇里派出一名干部担任推进小组组长，七贤桥村委会主任许良法担任副组长。

然而，推进小组事事都要商议的工作制度让习惯了直接拍板的许良法感到“约束”。于是，他私下找到村里的企业主，指使他们拒不配合项目征地拆迁；另一方面，许良法又经常以犒劳的名义宴请推进小组工作人员，以笼络人心。

“我担任副组长，大家还是比较认同我的；我又是村委会主任，村里的企业老板都听我的。这样，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工作推进得也比较快。”许良法回忆道。推进小组组长说话、办事都不如许良法管用，逐渐，许良法成了项目推进小组的实际控制人。

以“办好公事”为名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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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村里大小事务的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许良法此后的一系列行为表明，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权力，而是另有图谋。

随着良渚文化村项目的持续推进，七贤桥村的土地开发价值不断攀升，紧握决策大权的许良法，私欲也不断膨胀。

“公事要办好，私事也要办好。”这是许良法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企业老板王丙坤在租用的七贤桥村五郎山水库地块搭建违章建筑，影响了良渚文化村的整体开发和景观视线。为保障项目推进，镇里就让许良法从中协调。谁知许良法早就与王丙坤沆瀣一气。协商过程中，许良法一方面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实时向镇上汇报协商进度；另一方面则暗中给王丙坤出谋划策，故意抬高补偿价格，使得本来只投入20多万元的王丙坤坐收140余万元的补偿。事成之后，许良法收下了王丙坤送的10万元好处费。

表面上看，许良法在推进重点项目、征地拆迁、招商引资工作中积极主动、成效显著，实际上他却是打着“为大家办事”的旗号谋取自己的利益。

2010年，王丙坤在村级留用地上建造了4栋综合楼。按照事先约定，综合楼建成后1、2层归村集体所有，3至5层归开发商。看到有钱可赚，许良法便向王丙坤提出要2个低价购房指标，王丙坤欣然同意。2013年，综合楼建成后，许良法又以2套低价房户型不好为由，找王丙坤换了一套192平方米的大房子。等大房子拿到手，许良法不声不响把之前低价选购的2套房转手卖掉。所谓的“换房”成了白拿，2个低价购房指标实际上成了3套房子。经认定，192平方米房屋价值约70万元。

巧取豪夺让许良法尝到了甜头，凭借权力谋取私利的勾当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看到企业老板因租用土地被征用赚了钱，许良法便以儿子欠钱为由找企业老板“借”钱。“许良法是村委会主任，又是‘老支书’，村里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要在村里做业务，没有他的支持怎么做得下去？”于是，许良法从村里企业老板沈学达那里顺利“借”走了50万元。而这样有借无还的戏码，许良法上演了不止一次。10万、50万、75万……2005年至2014年间，许良法先后索取收受贿赂共计246.9万元。2017年9月，许良法因受贿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年。

村级组织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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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向纵深推进，经济项目向城乡结合部转移和延伸，巨大的需求推高了土地价格。农村土地征地拆迁、建设工程等项目涉及复杂的利益再确认及再分配，而这些任务离不开村干部的协助与支持。

在针对城中村改造开展专题调研时，杭州市纪委监委发现，土地俨然成为村干部腐败的重灾区。村干部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支书是村里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为保证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顺利进行，政府部门往往委托村级自治组织进行‘包干’。然而，对过程监管不足，一些村庄村务、财务又不够透明，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村级组织的财务监管不给力、公开不到位，为某些村干部的贪腐和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专家表示，村干部之所以胆敢啃食征地补偿这块“奶酪”，看似是经不起利益诱惑所致，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监管没跟上，工作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此外，补偿结算程序不完善，审核环节流于形式，也让少数人有了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

因此，当务之急是将财务监管延伸并渗透到村级组织，尤其在新型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的乡村，更应加大财务监督力度，让制度建设跟得上时代步伐。思之长远，治本之策还在于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真正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李光通讯员洪涛常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