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汶川:这场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 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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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5

·12,

一个疼痛的日子。到今天,转眼十年。那些疼痛与感动,历历在目,不曾忘记。在笔尖,在心头。



十年之后,我们邀请了当年去过汶川,深入第一现场的新京报摄影部两名记者,回忆当年在川的采访见闻。落笔成书,以作纪念,愿逝者安息,愿幸存者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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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参与救援的部队官兵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向遇难者默哀。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文 |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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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采访,我是有准备的。除了采访所需的设备之外,我的家里会常备一整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强光手电甚至还有手持电台,以应对不期而至的紧急采访。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预想过,自己会经历5·

12

汶川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

 

2008年

5

12

日下午

2

28

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在川西爆发。地震波抵达远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北京,好多人也感觉到了大地的晃动。

 

我当时在家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直到网络上出现了各地网友对于这次震动的提问,我才知道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震感,地震波的圆心指向四川。

 

作为一家对突发事件非常敏感的新闻单位,我供职的《新京报》显然早已做出反应,第一时间派出了记者。5月

12

日当天下午,我向部门领导请战时,前面已经派出了两批次的记者。



5

12

日当天,人们对于地震的严重程度所知甚少。中午发生的地震,直到天黑前后,都江堰受灾的情况才被世人所知。

 

而都江堰,只是成都平原和川西大山交界处的一个城市,受灾最重的山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威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它毁坏了重灾区的通讯和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领导让我待命,并许诺再派记者会让我去。



一夜之后的

5

13

日,随着信息量的增加,报社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之前派出的记者,并没有在当天抵达灾区。他们原先预定的飞往成都的航班被取消,被迫在机场等待或者改飞临近城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遇难人数一直在直线上升。5月

13

日上午我还在进行日常采访,接到了报社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准备前往灾区。于是整个

13

日,我都在北京奔忙。民航全部取消,我们打算开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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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青川县。家园被毁的灾民扶老携幼,背着伤员,带着仅有的家当向安置点转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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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灾区

 

前期赶往灾区的同事没什么准备,我们开车过去需要采购大量物资。急救药品、水和食物、发稿设备,还有睡袋和帐篷这些平时采访不会用到的东西都出现在采购清单上,甚至还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带了一把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压在哪里,侥幸没死的话我不至于赤手空拳。一边忙着准备,一边得到灾情的消息,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恨不得马上抵达四川。

 

直到13日深夜,我们一行五人才驾驶着满载的越野车离开北京,奔赴遥远的四川。地震发生已经超过

48

小时,重灾区的情况还不完全明了,灾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在人们眼前。

 

5月

14

日下午路过西安,在西安出差的视觉总监何龙盛还为我们壮行,饭桌上的气氛还比较轻松。谁知道两天之后,随着灾情显露,何龙盛自己也赶去四川拍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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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青川县。家园被毁的灾民扶老携幼,背着伤员,带着仅有的家当向安置点转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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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灾区

 

5月

15

日,我们终于进入四川。广元市区受灾不重,街面上人来车往。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正常营业的汽修店,更换了跑烂的汽车轮胎。当天中午,我们离开了安全地带,向西进入大山,报社命令我们尽快进入重灾区青川县采访。

 

采访车离开高速公路,向西没多远就看到了直插云霄的川西大山,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这一特征很像陕西的关中平原和秦岭山脉。

 

进入山区,这场大地震的狰狞面目才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道路变得歪七扭八,没有一段是完整的,路面遍布裂缝和巨大的坑洞。

 

我们不明白那些路面上出现的直径数米的坑洞是怎么来的,下车仔细看,发现路基下的河滩里散落着房子一样大小的落石。在地震发生的时刻,这些原本在山顶的巨石滚落下来,砸在公路上,再弹出去落在谷底的河滩上。

 

和预料的一样,我们遇到了堵车。盘山道上尘土飞杨,部队的军车、医疗队的救护车、抢险的工程车和志愿者的车排起长龙。大家纷纷下车向前打探,路边的交警满身灰尘,用早已嘶哑的嗓子向人们解释,指挥大家靠在路边。

 

我下车不经意地抬头向上看了一眼,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悬崖下面,一块巨大的落石就立在悬崖顶的边缘,随时可能滚落下来。没有地方挪车,同事们都从车上下来,跑到空旷地带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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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青川县。家园被毁的灾民扶老携幼,背着伤员,带着仅有的家当向安置点转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阻断的交通和失去信号的手机让大家焦急万分,地震已经过去72小时,我们距离重灾区近在咫尺,但却束手无策。交通和通信一直是这次采访的最大困难,对于救灾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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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鱼镇中学

 

终于,在5月

15

日的黑夜,我们抵达了青川县县城。失去电力的县城漆黑一片,只有钉棺材的声音不时响起。我们向当地人询问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他们让我们去木鱼镇。

 

我们在15日的深夜到达了木鱼镇中学,这里有两百多名学生遇难。此时救援已经结束,倒塌的三层学生宿舍楼只有一角残存,四周全是扭曲的钢筋和残破的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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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木鱼镇中学宿舍楼原址,一张团员证散落在废墟上。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就是在这里

我遇到了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

,这个中年男人在地震发生三天多的时间里只吃过一包方便面,正带着家里人准备安葬自己遇难的儿子瞿伟。

 

我小心询问,是否可以让我拍摄瞿伟的葬礼。瞿伟的父亲递过一支烟,带着一丝笑容用四川话跟我说:“好嘛,感谢你们来采访”,我是个不会抽烟的人,在那一刻竟也不知道怎么回话,只好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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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伟的葬礼

 

在手电的光柱里,遇难的瞿伟脸上都是青紫色的,被一块破旧的被子包着,父亲抱起他放进那个被称作棺材的破木盒子。就是这个破木盒子,也是亲友们用废墟里捡来的破家具临时拼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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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夜,遇难学生瞿伟的亲人找来一块旧棉絮为即将下葬的瞿伟做枕头。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家人之所以在深夜安葬瞿伟,是学校接到通知,遇难者遗体要尽快安葬,以免引发瘟疫。瞿伟的遗体在学校操场上入殓之后,没有仪式,父亲和舅舅以及另外两名男性亲属用木杠扛起棺材,打着手电向学校背后的山岗上走去,那里是学校划出的一片安葬遇难学生的区域。

 

此时的灾区,已经发生过数千次的余震。一路跟着爬山的我,时不时感觉脚下一晃,正在疑惑,周围的山上传来哗啦啦的声响。抬棺材的瞿伟父亲就说:“又垮山了”,当地人把山体塌方叫做垮山。

 

安葬学生的山岗没有多高,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山下的木鱼镇中学。没有人指挥,瞿伟的父亲在一座新坟边上转了一圈,伸出手臂向着南方,说到:“就这里吧”。四个男人砍倒草木,在地上挖了起来。

 

川西的这片山地,碎石和泥土混杂在一起,人力很难挖掘。直到过了子夜十二点,四个人才刨出一个浅坑。瞿伟的父亲跳下去,在坑底点燃几张纸钱,四人合力再把棺材放进去。

 

墓穴不够深,破木板棺材有一截还在地表之上。“暂时也只能这样了,等地震完了再好好安葬一次吧”,瞿伟的父亲招呼几个人起坟头。这时,瞿伟的舅舅说:“你给瞿伟立个牌牌嘛”,瞿伟的父亲回答:“不用,我的儿子我找得到”。

 



瞿伟的舅舅抽着烟笑了笑说:“我晓得你找得到,我也找得到”,“那么多同学要找瞿伟耍,没得牌牌,看不到名字,他们哪里找得到咧”?瞿伟的父亲也笑了笑,没有说话,掏出一包烟给众人散。我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烟,再也没能忍住自己的泪水,相机的取景框像被雨打湿了一样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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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用臂膀丈量儿子的棺材,他想知道这个简陋的棺材能不能放进自己深夜在山坡上刨出的墓穴。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的青川县木鱼镇损失惨烈,木鱼镇中学学生宿舍楼被震垮,校方公布有289名学生遇难。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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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改变我的人生观

 

在5·

12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地震频繁地光顾中国西部。我先后采访了玉树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

2018

年的九寨沟地震。

 

在2014年,我带着家人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到川西旅游。

2008

年曾经采访过的许多地方,当年支离破碎一片惨白的山体,已经有了绿色,那些被毁坏的建筑也在川西的湿润气候里布满青苔。

 

大自然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灾区的人们也重返正常的生活。遍布在川西山区的农家乐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欢声笑语在这里避暑,感受着四川人民的热情好客。

 

几乎所有经历过5·

12

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愿轻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灾民,救援人员,甚至包括新闻记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汶川大地震。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见证了许多灾难,但没有任何一个灾难像512汶川大地震那样,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加倍珍惜生命,珍惜家人,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文/

吴江(新京报摄影部记者)

  

编辑:

 新吾  实习生:范娜娜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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