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汶川身在何方

十年前，当我与北川作别的时候，我从未想过，十年之后，这里以及汶川大地震的所有生者，会拥有怎样的生活。

那时，当我徒步进入北川的时候，一个幸存的小女孩，就站在废墟旁边，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许久没有说话。我的头脑中闪过很多她会开口和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求助，是恐惧，是悲痛，抑或其他。

然而，小女孩对我说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沉默的对视最后，她的目光看向了我手中简易的背包。她怯生生地说，“叔叔，水”。

我已经很难记得当时内心的感受，其实，在走入北川的头几个小时里，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我拿了插在书包侧面的水给递给她，她没有说谢谢。打开瓶盖喝了起来。这时，军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我只能选择跟上军人的队伍。我没有跟小女孩说一句话，只有一个递出水瓶的动作，便匆匆而别。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在灾难之中经历了怎样的至亲别离，她姓字名谁，如今又身在何方，生活几何。

十年之中，我绝少与人提起这个“断章”，与那些起伏跌宕的生死别离相比，它与众不同的平淡，却是真正残酷的所在。因为，我在小女孩的眼中，似乎没有感受到我们惯常认为的伤悲，我更加直接的感受，是她作为一个人，眼中流露出的，一种求生的欲望。

这种感受，十年间似乎在我头脑之中，挥之不去。在那之前与之后，我都未曾经历过灾难之中的生死别离。我也曾预想过种种的悲痛，但是，这个女孩眼中流露出的直接的、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下去的欲望，时时刻刻都与我当时的预想，产生着激烈的碰撞，这十年来，似乎从未间断。

这样挥之不去的感觉，或许只有在十年前的5月12日之后抵达北川的人，才能理解。那不同于主流价值观中的预想与应合，而恰恰是生死灾难的极端面前，人性最为本质的一种表达——在生存面前，即便是失去至亲的悲痛，或许也是第二位的。

昨天，收到了手机拍摄的视频，那是曾与我在北川相识的一位幸存者。这十年中，我们并未见过面，但一直短信、电话，以及微信联系，他给我展示他在北川新开的一家饭店，视频中看，有些普通。但在视频中，他很高兴，说他这十年，生活在好起来，之所以开了这个饭店，是因为原来的小饭店太小了，食客们坐不下，一个新的、更大的饭店，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他很开心。

十年之间，他从未提及过，他和他的家庭，在这场灾难中，经历了怎样的至亲别离，这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题。我从与他相识开始，便从未听他提起过他的妻子、父母和儿女。这样的北川人，我相识好几个。

在不多的交流中，他总是告诉我，生活有了怎样更好的改变，他住上了怎样的房子，开了怎样的饭馆，及至三年以前，他问我在北京开什么车，缘由是因为，他觉得他也可以买辆车开了。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生活何曾艰难，灾难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伤害，如果不是常年萦绕在我心头的那种“冲突”，我或许都会忽略，他是那场空前灾难中的幸存者。

当我仔细思考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内心似乎在向汶川做一场告别，也许这一次告别，从十年前的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他们的乐观与豁达，似乎和那个小女孩向我要水时候表现出的求生欲十分相像，生命既然延续，生活就会继续。

这是一次生命与精神的出走与告别，就像我一直将北川视作我心里自己的成人礼一样。他们与汶川在精神上的告别，恰是活下去，而且要活得越来越好的欲望。他们不应活在他者“认知”当中，更不应承担“他者”感动与悲悯的情感消费，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最切实、最现实的生活。

十年前，那么多的钟表，停在了5月12日的那个时刻。十年后，那位北川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新开的饭店里，换了最新式样的钟表，他要让这个钟表永远走下去，不再停顿。

我们你我抑或他们，十年，是时候和汶川，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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