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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
董仲舒认为，如果君主运用“三纲五常”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就能使人“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父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在他看来，人人都能遵循“三纲五常”的原则行事，整个社会就安宁祥和了。
再次，董仲舒主张“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董仲舒曾努力探索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因而导致“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因此，汉朝必须吸取此教训，改弦易辙，实行“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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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
董仲舒在继承前人“德主刑辅”思想的基础上，以阴阳学说相比附，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理论，所谓“大其德而小其刑”、“多其德而少其刑”，即用儒家的仁德来代替法家的严刑。董仲舒极力主张德治，认为统治者应当秉承“天意”，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
因此，他主张变更秦朝的统治方法，用礼义道德来教育人民。他认为，礼乐化可以使人向善，一劳永逸，社会长治久安，所以他反复强调道德教化的优越性，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如果封建统治者以德治理天下，那么天下就“甘于饴密，固如胶漆”，所以，“君主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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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把礼乐教化比作堤坊，教化行，刑罚甚轻而民不犯；教化废，刑罚再重也很难起多大作用。同样，他也主张德治，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视刑罚。对人民进行统治时，也要“设刑以畏之”，也要务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刚坚然后阳道制命。”不过，刑、德之间有主次之分，“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是对孔子“宽猛相济”、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来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它既有别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又有别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它是以礼为主，礼法并用。从汉初至中期，无论是陆贾的“礼法结合”的思想、贾谊的“先礼义后刑罚”的思想；还是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治国及立法思想，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赏识和完全采纳。这一思想被汉统治者采纳以后，便构成了一种新的治国方案。这种统治方法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成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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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牢房
所谓“德主刑辅”，即治理国家要以礼义教化为主，刑事惩罚为辅。它不同于秦朝法家专任刑罚，即由法家镇压的一手变为儒家的“仁义”和“镇压”的两手，在狱政上体现了浓厚的儒家色彩，表现为“宽缓刑狱”的思想。
“宽缓刑狱”狱政思想形成的理论价值
1.狱政思想的内涵发生了根本转变
汉朝以儒为主、儒法结合“宽缓刑狱”狱政思想的形成，其彻底改变了秦王朝“广狱而酷罚”的法家狱政思想，狱政思想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变化。秦国“六世而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以后，秦始皇深感法家思想特别是法家法治思想的重要作用，因而继续奉行法家学说，其中主要把商鞅和韩非的法治思想作为国家立法和监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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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商鞅
在商鞅与韩非的法家思想中，与秦朝监狱管理与统治相关的法治思想，主要是“以法为本”、“重刑轻罪”等基本内容。在商鞅的法律思想中，重刑轻罪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要想“禁奸止过”，不但不能用轻刑，也不能就事论事“重重”而“轻轻”。
因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所以“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唯一有效之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法，理由在于“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即用刑罚来遏止刑罚，是达到不用刑罚而成大治的最好办法。他尤其反对重罪轻刑，因为“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至刑，其国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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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
商鞅这种“以刑去刑”的思想是与儒家“以德去刑”针锋相对的。他认为，如果像儒家那样主张轻刑和实行“德治”，势必助长奸邪而“以刑致刑”，只有加重轻罪的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一国皆善”。所以提出同儒家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德生于刑”，“此吾以杀刑之返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稿源：(荒芜动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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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定期|囚犯能够定期返乡？汉朝宽狱缓刑制度，中国古代狱政思想的巅峰(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