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11中的“中国厂长” 11中|龚建文|黄兴|范丽珍|中国

工人日报客户端11月12日电 4982亿！这是最终定格的2020年天猫双11的成交额数字。这个数字里，也有广州龚氏皮具有限公司的贡献。
实际上，广州龚氏皮具有限公司的11月，在9月份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总经理龚建文和200多位员工主要的工作任务只有一项：给多个“淘品牌”的双11备货。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龚建文的企业都活脱脱像是从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中走出来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工厂：公司用创始人的姓氏命名，总经理本人说一口标准的粤式普通话，经营范围一栏写着“高档皮具”，多年以来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都是商超柜台。
直到2020年，这家工厂才第一次与网络品牌扯上了关系，而且首次合作，就几乎压上了全厂的身家性命。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节奏，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制造产业同样受到影响。这其中，像龚建文一样，主要从事生活消费品制造的中小企业主受到的冲击尤其大。
外贸订单泡汤，原有实体销售渠道受阻。为了让厂子活下去，让工人吃上饭，这群被称为“中国厂长”的人，在短时间内走上了过去数年都未下定决心转向的数字化生存之路。
今年元旦的时候，林彦汝至少定下了两个明确的年度计划：提升业绩后给手下的员工涨工资，带家人出国度假。到了3月，她心中只剩下一个愿望：希望厂子能撑下去。
林彦汝是湖北汉川洋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这家位于湖北省汉川市高新科技开发区内的公司主要从事儿童推车、婴儿伞车、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受“全面二孩”等利好因素影响，到去年底，工厂已发展到拥有6条生产线。每年，除了有60多万辆儿童推车从车间发往全国，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洲，产生2000万美元左右的外贸值。
疫情暴发，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湖北形势严峻时，我们交不出原来订单的货物；等到疫情全球蔓延，海外市场近乎停摆，又没有了新订单。”
工厂停工停产，货物满仓积压，此前发出的货物难以回款，诸多中小制造业企业主都生活在“资金链即将断裂”的恐慌中。
2月初，全国中小企业协会曾发布报告，近9成企业资金撑不到三个月。一季度，全国GDP同比下降6.8%。直到6月，全国复工复产才达到正常水平。
“在那期间，我常在夜里惊醒，醒了睡不着，就坐在黑暗中流泪。”自2014年来到浙江省潮州市织里镇，90后创业者范丽珍从没见过这个“童装之都”像今年春天那样安静过。缝纫机踩踏声，打包时的塑料摩擦声，货运车辆的汽笛声，通通消失，“简直是寂静”。
虽然地处“包邮区”，织里镇仍然有许多传统纺织工厂——产品要么装进集装箱出口，要么由经销商批发再零售。范丽珍的丈夫陈超曾有电商运营的工作经历，即便如此，到了织里后，夫妻俩的网店也没有投入太多精力来打理，“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面对已有的订单数，人们很难有动力去摸索数字化经营的门道”。
在民营企业发达程度与浙江不相上下的广东省，多年延续的低调务实的理念，让粤商对新兴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服务一直抱着谨慎围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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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具城的门店里摆个茶台，各地经销商上门看货、下单、打款、发货，这一套流程让我觉得安心。”方林敏在广东佛山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企业，他笑说自己是个“坐商”。崇尚眼见、手摸为实，方林敏和不少同行对来势汹汹的网上店铺多少有些敌意。
“网络品牌？我不做那个。”第一次被朋友劝说与淘品牌合作，龚建文皱起了眉头。“看图片精致无比，实物却连走线都不齐”，曾经有过的不好的网购体验让他觉得，网络品牌多数还是“廉价货”。
可新冠肺炎病毒逼得方林敏和龚建文必须想办法化敌为友——按防疫要求，家具城、各大商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此前南来北往的批发商、经销商一夜之间都没了踪影。
听到“厂长”一词，黄兴钱愣了几秒，“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岗潮。”在织里镇专门生产了6年棒球服，黄兴钱给自己安上了一个更潮的称谓：供应链管理者。
和范丽珍不同，以为网络品牌代工起家的黄兴钱从专营棒球服饰起，就全走电商销售的路子。
几年下来，流量有了，订单也多了，光凭自己工厂里的200多名工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曾经的代工者成了被代工的对象——20多家合作供应商、超过2000多名工人为黄兴钱贴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