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决定论有多少根据( 八 ) 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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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本身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最早明确了“欧罗巴-亚细亚”或者“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希罗多德认为，在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只所以获胜，就在于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在于希腊人敬畏奥林匹斯诸神，在于希腊人是希腊人，在于从“荷马史诗”中开始就不断被验证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了现在甚为流行的“地理决定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吴寿彭译）中写道：
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民族尤甚，但大多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府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擅长技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这种思想持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西方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将其发展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氏把所有的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这种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然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并非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是“专制”的，孟德斯鸠在这一点上却与亚里士多德大相径庭，孟氏认为斯巴达是共和制，而只有波斯是专制，专制是东方国家的独有政体，而西方则有另外两种政体。著名的东方学学者王向远先生将此称作孟德斯鸠对“‘东方专制’的拟构”，是非常恰当的。
而孟氏对于“东方专制”的论证，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地理决定论”的进一步发挥，认为地理决定了气候，气候则进一步决定了“东方专制”在学理上的合法性。孟氏认为温带地区有着最适宜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西欧的中部。但是孟氏却否认亚洲有温带地区，在《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中，孟氏这样论述：
亚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温和地带，与寒冷地区紧挨着的就是炎热地区，诸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尔、中国、朝鲜和日本……这种完全背离地理学常识的描述，就在于孟德斯鸠想要得到自己的“欧洲自由而亚洲奴役”的结论，孟氏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勇敢，而炎热地区的人民怯懦，亚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一方必将成为征服者，另一方必将成为被征服者”。相对的，欧洲各国则保持了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思想导致了西方所谓“凯利班情节”的思想理论，其取名来源于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传奇剧之一——《暴风雨》。关于莎翁的《暴风雨》，我想再写一篇小文章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