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上篇）( 二 ) 苏联|开国元勋|党史

这种“拖一拖”、让对手着急、以压促变、静待时机以提高谈判价码的策略，早在新中国建交谈判中就已运用。 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示， “对英国、印度等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其目的在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关系，相反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进来，同时也可使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 ，并批评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是不对的， “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
由于一直得不到中方对会谈日期的答复，美方在几次催促后，被迫于1968年11月18日单方面宣布延期。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方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重申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遵循的两个原则，即“首先，美国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拆除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 。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和即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关注到了中国发出的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认为“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结束，北京方面在外交方式上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的提议“表现出很大的战术灵活性，这样的声明在一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王炳南(左三)与美驻波大使柯·约翰(右三)举行会谈。
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
从1968年11月底开始，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员开始就会谈的时间、地点等事宜开展了沟通和协商。然而， 1969年2月4日一个突然的外交事件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二秘）叛逃。事件最初并没有对即将召开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产生影响，中方依旧在2月5日口头告知应邀赴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美方外交人员，中国同意会谈在双方均已同意的时间，在以往由波兰政府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提供的地点召开。不过，中方的抗议还是在2月6日晚8点传达至美方：中方以中国驻华沙大使馆代办陈东名义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以强硬的措辞抗议美国为廖和叔叛逃提供庇护。尽管中方向美方发出了抗议信，但美方并没有料到事情会对即将召开的大使级会谈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还在2月10日就会议使用语言等问题同中方展开积极的沟通。不过8天之后，当美方还在为会谈积极筹备之时，事情发生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变化：18日上午10点，中国驻华沙使馆官员向美外交官递交信件，除了表示强烈谴责之外，还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下，按照原定计划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显然是很不适宜的” 。随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取消大使级会谈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