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一直哭穷的李鸿章为什么还要卖力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奔走筹款？( 四 ) 慈禧太后|颐和园|筹款|醇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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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李鸿章办的是洋务，为当时中华正统所不容，被视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之举。因此，对李鸿章的弹劾奏折犹如雪片一般飞进了军机处。其中以梁鼎芬、黄体方和安维峻最为著名，梁鼎芬称李“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杀，请特旨明正典刑”；黄体芳的那道“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的折子很明显是在影射李鸿章拥兵自重、强烈要求朝廷削权；而安维峻则更是落井下石，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鸿章遭遇甲午之败后根据“听说”和“想像”捏造罪名并大呼“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大有不杀李鸿章中国无以富强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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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面对御史们如此的“监督”，李鸿章如果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哭穷，那么这群人会如何起草他们的弹劾奏章？办海军办了十几年还是没有成效，那岂不是罪加一等了？李鸿章如果不说北洋海军“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话，他将面对的攻击和弹劾会何等的猛烈。以至于面对翁同龢“北洋为什么在战前不向户部要钱”的辩解，李鸿章愤怒的反唇相讥：如果我在那时候开了口，我李鸿章还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那时候开口的话早就被弹劾奏章给活埋了）？在一个国家守旧腐朽的官僚体制下，一个头脑相对清醒，希望对国家机器尝试进行某些变革的人物是很容易受到敌视的。当李鸿章想对科举考试做一下小小手术的时候就被汹汹舆情指责为“以夷替夏”、斥之为“文化汉奸”。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李鸿章的同年同科，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仅仅因为赞同泰西诸国的政治制度，向朝廷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而谤满天下，最终被罢职还乡，终其一生未获启用（就连身后也被剥夺了赐谥立传的资格）。形单势孤、目睹同年同僚遭遇悲惨的李鸿章所担负的压力何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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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浅而舟大也……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毛主席他老人家准确地道出李鸿章的尴尬，老李确实是条不错的大船，只是大清国这潭水太浅罢了。李鸿章，这位大清国天字一号裱糊匠对空谈误国自是憎恶至极，不过李鸿章毕竟是大清国的臣子，面对重重掣肘，他没办法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在风头最盛的时候解散湘军、急流勇退。这个在王树增先生眼中 “愚蠢”到极点的安徽人，承担“人情所最难堪”、“费力不讨好”之事，平日里只能“开目而卧”（言一切瞭然，但办不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也只好被迫出来收拾收拾残局，无奈地看着只懂得磨嘴皮子的清流文人享受着舆论的赞扬。不是滋味的感悟说到这里，这二百六十万两海军巨款的来龙去脉已经露出了水面。在晚清，执掌舆论的是一群丝毫不懂得近代工业、只知道满嘴春秋大义的书生；为官者身处的是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才不犯错的年代；而掌握国家命脉的是一群目光短浅，只知道勾心斗角之徒，想要做点事情特别是办洋务这种涉及“华夷”路线问题的大事是多么的困难。在海军经费常年“短斤缺两”不足额、甚至数年“断供”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一手创办的海军争取一点不算多的经费，甚至要和醇亲王、老太后做交易，豁出老脸联络各省的督抚干着“报效”这种当时看来也是十足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举。做实事的落得千古骂名，而空谈者却因为掌握舆论而名垂青史。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也是北洋海军的悲哀、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