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许知远｜狂生康有为( 四 ) 康有为（1858—1927）

今文学重“微言大义” ，讲求在经文中发现现实政治意义，曾长期被立于学官，占据优势地位。汉哀帝时，刘歆奏请将《左传》《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也立于学官。当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时，刘歆的期望成为现实。新朝只持续了十五年，刘秀恢复的汉室重新将今文经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后，今古文经陷入长久的争论，且与政治权力纠缠一起，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
清初，学者治学偏重考证、训诂，考据学成为主流，乾嘉时达到顶峰，而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很多学问过于琐碎而远离现实。在此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讲求“微言大义”的常州学派在18世纪末开始崛起。这一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庄存与。
庄存与对和珅时代的腐败充满愤怒，借由重新诠释经书，表达自己的政治不满，其中《公羊传》是他依赖的主要典籍。信奉《公羊传》的今文学派认为经典中蕴含着道德褒贬，将之视作某种政治哲学，何休的《公羊解诂》正是这种论点的代表作。
庄存与试图在《春秋》中找到着力点，在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发挥自己的理念：上天制定了世界的秩序，圣人则将它表述出来，人有义务参与治乱，儒生要用行动纠正危机。他看重《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庄存与还有一位才智非凡的外孙刘逢禄，用一种严格的考据法将学说发扬光大，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将何休公羊论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议，次第发明” 。
“张三世”表明历史的进化，从“乱世”转向“升平世” ，最终通往“太平世” 。何休相信，孔子在《春秋》中藏有对产生“大一统”的升平世的叙述。 “通三统”则代表着三种制度形式，以红、白、黄三色代表，例如夏代是“黑统” ，商代“白统” ，周为“赤统” 。朝代更迭意味着承天命、改正朔、易服饰、定国色，也意味着任何朝代都不会长盛不衰，上承天命的新王朝会取代失去天命的旧王朝。
刘逢禄有位著名的外甥龚自珍，天才般地将公羊学精神带入时事评论中，那些尖锐言辞是对沉闷时代的最佳反抗。公羊学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传统，它言辞模糊，足以接纳不同的解释方式，尤其吸引那些心灵敏感之人。由它生发出的意义世界，则可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时代环境。
康有为属于这个传统，却比任何人都走得远。《新学伪经考》宣称凡是汉代刘歆力争为之设立博士的经书——《周礼》《仪礼》《左传》《毛诗》——都是伪造的。刘歆为了取悦王莽，伪造经书确认篡位者的合法性。 “新学”得名于王莽篡位后设立的“新朝” 。两千年来的经学家都错了，他们不该奉“伪经”为真旨。孔子真正的精神被埋没，藏于烟雾中，以至于“天地反常，日月变色” 。
康有为的“宣言”无疑具有颠覆性。但这套惊世骇俗的学说未必是康的原创，他似乎刻意忽略了四川人廖平的影响。作为王闿运的高足，廖平孜孜于今古文之争，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早已做出相似的判断。很有可能，康有为1888年在北京读到了这些作品。一年前，廖平途经广州，与康有为相互拜访，后者还写了一封不客气的长信，斥责他“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 。但仅仅一年之后，这本新著大量沿袭了廖平的思考。 “倚马成书，真绝伦矣” ，廖平日后讥讽说。梁启超以后倒是大方地承认了廖平对自己的影响。
在梁启超看来，《新学伪经考》不啻“思想界的大飓风” ， “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 。否定带来解放，规范被打破带来自由。他了解这种论调，长兴学舍弟子入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公羊传》，康有为更是着力把孔子描绘为另一个形象：他不是一个历史记述者与教育者，本身就是一位制度设计者、伟大革新者、一个无冕的“素王”；他洞悉一切，有扭转乾坤的行动能力，借《春秋》描绘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略感不安，曾对陈千秋私下抱怨老师的武断， “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 。但这种“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的风格，其实正是康式魅力的核心。
在1891年的广州，一些读者觉得这些不过是狂生之言。 “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 ，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表达了这种不安。这位浙江义乌人求学于诂经精社，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也是清流派一员，因弹劾李莲英被降职，被张之洞聘为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意识到时代之困境，却笃信应靠“正人心，端学术，济时艰”来应对。他将自己的讲义命名为《无邪堂答问》，他觉得康有为不无“邪”之可疑，是在以“伪经”的名义摧毁经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