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许知远｜狂生康有为( 二 ) 康有为（1858—1927）

课程分类同样新颖，分别是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课。义理之学含有孔学、佛学、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西方哲学，考据之学有中国的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史、万国政治史、政治应用与群学，文字之学中既有中国辞章学，又有外国语言文字学。在校内，康有为要求他们每月初一教授演讲课，每天交日记，涉及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六项；在校外则每隔日就要有体操，并鼓励学生外出游历。
这个教学纲领延续着礼山草堂的风格，追求对人格的塑造，强调知识传统的兼容。康有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治、风俗、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视德育，因为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续，而且实践仁慈与宽恕的精神，在艺术中寻找欢乐，磨砺气节，会赋予人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些纲领、课程及书院与学馆都不大相同，既不专注于八股应试，亦非考据功夫。梁启超日后将这套方法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智育与体育。但康有为尚未骄傲到忽视八股训练，在学记中，他特辟一小节论“科举之学” ，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项作出论述。他的制艺文章颇见功力，私下里或许还在为自己的屡试不售愤愤不平。
对梁启超这样的少年，长兴学舍的学纲与课程固然富有新意，但康有为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在——除去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他更有一种演讲天才。当时的山长、馆主可能不缺乏轻狂的名士派头，却很少善于演说，只习惯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康有为恰好相反，当面对人群时，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书馆代课时，他“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 。据说因为那次代课， “渐有至其处执经问难者” 。
“学术源流”这门课完美地展现了康有为的魅力。从儒、墨、法、道等到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从王羲之书法到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康有为试图将这些思想与人物都纳入一个历史框架，给予历史性的解释。他的眼界也经常跨出边界，把自己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讲述给学生。他提到《圣经》中的大洪水，人类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地球是圆的， “凡圆转于空中者，无不圆”；如果换算成中国的纪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明朝嘉靖五年的发现；地下五十里煤之下，有大兽骨；墨西哥挖掘古城，其中有文字；苔又为生物之始；落基山有天文镜甚大；印度没有冬天，伊斯兰教则没有闰月......
他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尧舜就像今天的土司头人，各大土司变成了诸侯国。除去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译书，佛学也是重要的参照体系，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昆仑山则是地球之顶，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
对于长期被禁锢于八股、辞章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知识的迪士尼乐园，它把你头脑中支离破碎的知识置于一个脉络中，还提供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图景。没人有能力深究这些过分混杂的知识正确与否，首先会沉醉于快感中。 “讲者忘倦，听者也忘倦” ，梁启超回忆说， “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 ”康有为更有一种忧患意识，每谈及国事危难、民生憔悴、外侮到来， “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 。这给年轻人带来使命感， “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
这是梁启超大开眼界的一年，自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并迫不及待地要将新体验分享出去。在长兴学舍度过几个月后，他与陈千秋回到学海堂，几乎每天都“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 。
辩论不仅是自我炫耀，更可以招朋引伴。在陈千秋、梁启超与徐勤之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王觉任先后加入长兴学舍。这缘于康有为的吸引力，也是梁启超、陈千秋的劝说。麦孟华来自顺德，样貌俊美，善于诗词，风格“婉约深秀” ，他只比梁启超小一岁，两人尤为亲近，以梁麦并称， “相将顾盼惜毛羽，睹者辄比双凤鸣” 。番禺人韩文举是明末烈士韩上桂的后代，一位商人之子，他心仪东晋时扪虱而谈的王猛，自命为“扪虱谈虎客” 。林奎是新会人，性格颇为仗义，尤善臧否历史人物。陈和泽是康有为的远亲，喜欢追问各种问题。东莞人王觉任是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860年，仅比康有为年轻两岁，他心思细腻，自尊自爱。最年轻的梁朝杰来自新宁，加入长兴学舍时只有十四岁，以过目不忘、沉迷佛学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