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许知远｜狂生康有为( 三 ) 康有为（1858—1927）

南海人曹泰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学舍弟子的特性。梁启超与陈千秋在广州街头闲逛时，看到一家翰墨池馆，从门缝中看到一副对联：“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衽席；朝廷具一付泪，闻天下笑声。 ”他们被对联的气魄感到惊异。曹泰正是对联的作者，随后也进入长兴学舍。
这些年龄相仿、个性不同的少年，是一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体。他们头脑敏锐，脾性怪异，彼此找到了共鸣，都能体会到被康先生当头棒喝的震惊感，成为最初也最忠诚的追随者，被外人称为“长兴里十大弟子” 。
康有为是父、兄的混合体。他鼓励学舍的自治与参与性，学舍每年设立一名学长，挑选秀异与负有威望的学生，督促其他人的学业，也在老师缺席时讲学。尽管梁启超日后最有成就，在当时却并非最受青睐的学生。陈千秋成为第一任学长，一直到他离世都最得欣赏与信任。曹泰以天资著称，他与陈千秋最能领会康有为，并称为学舍的龙与象。每当康有为讨论新理念，陈千秋是最理想的讨论对象，二人“辨析入微” ，梁启超则只能“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 。对于康钟爱的佛学，他插不上话，遗憾自己“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 。
学舍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弟子们隔三岔五就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他们赏月、闲谈，讨论白天的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如果康先生同往，野外就变成了课堂，众人“拱默以听”；倘若先生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 。夏日时分，他们租船出游珠江，游到江中饮酒、吃夜宵、畅谈。珠江游船如织，最豪华的紫洞艇只要一元，更有无数小艇穿梭其中，兜售食物， “艇仔粥”尤受欢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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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梁启超合影
与其他学馆更为不同的是，长兴学舍弟子还有机会参与编纂书籍。朱次琦述而不作，康有为却是一个狂热的书写者，他邀请弟子成为合作者，收集资料、校对文稿，或许还参与初稿写作。
对于康有为，这是个高产的年份。在完成了《长兴学记》五个月后，《新学伪经考》付诸刻印。全书规模惊人，共十四个章节，超过二十万字。陈千秋、梁启超是编检，或许还撰写了一些章节，韩文举与林奎校对史料。出于对陈千秋的显著偏爱，康有为邀请他撰写后记。
这是梁启超首次参与一本书的创作，或许就像初逢康有为那样，满是颠覆式的震惊。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 ，《新学伪经考》以这样大胆的判断开篇。
这判断背后是学术界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今文经学迅速兴起，挑战既有的学术秩序。这一切源头要回到六经，也就是传说中孔子整理的六本典籍，即《诗》《书》《礼》《易》《乐》与《春秋》。因《乐》经佚失，六经后来变成了五经。自汉代以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它们都被视作一切智慧的源泉，从安邦定国到个人规范，皆能提供指导。对它们的研究、注释则被称作经学，比如围绕《春秋》，就产生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这三种诠释性的著作。
历代统治者依赖教化来控制社会，经学成为“为国家特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 ，而“皇帝、朝臣、军官、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 。同时，经书语言模糊，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诠释者，按照自己所处环境重新理解。南宋时，大儒朱熹从《礼记》一书中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并为之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元以后，四书成为学校制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占据着读书人知识生活的中心。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端要回到秦汉之际。秦始皇焚书，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典籍烧毁；项羽火烧咸阳，秦官方藏书也付之一炬，先秦典籍损失严重。汉初，一些学者靠口耳相传讲述儒家经典，当时的人用通行的隶书将之记载下来，故被称作今文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毁坏了孔子家宅，在旧宅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孝经》等经书，是用战国时的篆文写成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