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许知远｜狂生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举人，授工部主事。近代政治家、维新派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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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之一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图：康有为（局部）任惠中绘
许知远认为康有为是梁启超生命中遇到的最富有魅力、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才华和个性，学识和想象力吸引了梁启超等一批广州读书人。他创建的万木草堂成为知识传授中心和新的变革中心，而那里的每个学生都是组织者与行动者。
“与许多人一样，我曾崇敬康有为，将他视作伟大的革新者，然后又怀疑他，他那些夸大其辞的表达，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不过是一介狂生。 ”许知远说， “不过，我也深知，这赞同与反对，都是浅薄的。倘若我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相似的环境中，充分地想象他的精神世界，这理解必然是片面的。 ”
《青年变革者》是梁启超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集中讲述梁启超从求学直至遭遇戊戌政变前夜的早年时期。此刻的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是历史的配角。甚至可以说，他被狂生康有为遮蔽在下面了。
今日，恰逢康有为诞辰163周年。活字君与书友们共读《青年变革者》中“狂生”一章。通过许知远的笔触，回到康有为讲学的万木草堂。他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带给青年变革者们初见时全方位的震撼。
狂生
本文节选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文｜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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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游荡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新闻业的怀乡病》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韩语、英语与法语。他创办的单向空间是中国著名的独立书店，他也是《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同时还是广受欢迎的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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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广州（1880年代）
长兴里是一条短短的、毫不起眼的小街，甚至没有出现在广州城坊志中。向北走上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惠爱街，总督府、城隍庙、巡抚衙门、学宫沿街而立，撑起“广府第一街”的名号。
邱氏书屋是长兴里上的一座三进的院落，中院种有两棵玉兰树，邱家的祖宗牌位位于里院。书屋建于嘉庆年间，像广州城内很多宗祠学堂一样，专为本姓家族士子应试而建。当他们从广东各地赶来省城，参加府试与乡试时，可以落脚于此。
这里也是对外出租的商业空间。 1891年初，康有为租下其中的一间，开设了自己的学馆。这个决定与陈千秋、梁启超相关。在醍醐灌顶式的相遇后，两人决定执弟子礼，请康有为开馆教学。三水人徐勤的到来加速了这个进程，他忠厚慷慨，家道殷实，愿以家财支持。这家书馆空间窄小，生徒寥寥，名字也平淡无奇——长兴学舍——不要说学海堂、广雅、粤秀、粤华书院，就连那些专授科举的“小馆”也比不上。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下，却有一颗辽阔（或许过分辽阔）的雄心，要“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 。
对于康有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仅仅一年前，他还处于壮志未酬的愤懑中。顺天乡试落榜，上书又未达天听，他把北京描述成典型的衰世， “人才之凡下，气节之萎靡，学术之荒芜，人情之媮惰，为自古衰世之所无” 。他不满于学术界的风气，认为“朱学穷物理，而问学太多，流为记诵；王学指本心，而节行易耸，流于独狂”；他向往的人物是东汉的陈蕃、李膺，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明末的东林党人，这些人都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时代的堕落，可惜如今再难出现了。
他感到前途迷惘，对朋友感慨地说，自己“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 ，只能以教书为业，又觉得“为文词则巧言以夺志，为考据则琐碎而破道” 。想教授天文， “无三十五万金所筑之高台，二十五万金所购之千里镜”；考察舆地， “则足迹不能遍行地球以测绘之，财力不能遍购地图以参核之” 。
回广州后，他试图开馆授徒，却因无举人、进士功名，招来嘲笑，好事者甚至在告示旁边用淡墨写上：“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如今有了独立言说的空间，还有了虔诚的追随者，他受此鼓舞，洋洋洒洒地写就《长兴学记》，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他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为教学纲领。纲领之下是具体规范，比如“志于道”分为“格物”“克己”“励节”“慎独” ，分别代表着对知识的追求、对气节的塑造、是非之判断、内在道德要求。 “据于德”则分为“主静出倪” ，取自陈白沙的“于静中养出端倪” ，从个人心中看到这个世界；“养心不动”是要养成从容、浩然之气；“变化气质”是培养一种高度的教养；“检摄威仪”则是对外在仪态的重视，也是内在的延伸。 “依于仁”包括“敦行孝弟”“崇尚任恤”等，皆为对他人之同情与爱；“游于艺”分为“礼”“乐”“书”“数”“图”“枪” ，是古代六艺之学对智力与体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