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姜毅：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的重大意义( 二 ) 重大意义|中俄|姜毅|由来|边界

历来统治者对国界的重视和关注远不及对皇权稳固与否来得强烈。其中，处理外族袭扰优先的选择往往是“让与换招安”。这种意识在早期的中俄边界领土纠纷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其三，与“朕即天下”的思维相关，中国历代对天下(世界)的划分极为“简单”，无非三类:中土、近邻和远邦。中土为皇权根基。近邻多为今日所称“周边国家”，与中央王朝关系表现为朝贡与承认宗主地位。而边陲之地就处在中土与近邻之间，地位有些尴尬:一方面是朝廷所辖之地;另一方面，与中土各种联系又有些游离。故中央虽在此建政设制、委派官员，但在各种因素制约下，朝廷对其行政(对外是行使主权)之能力远不能与管辖中土相比。
何况北部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往往在实力强盛时，又挑战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对边陲的辖制能力。这也为他国觊觎提供了机会。其四，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长城以南土地的富庶、资源的丰富、人口的众多足以让小农经济自我满足。稳固此地，封建朝廷的“江山”也就有了“千秋万代”的根基。中国历代对北部(关外)的“蛮荒”地域甚少兴趣。即使是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入关之后，立朝之初那种开疆拓土之气也渐渐淡化，对边远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也自然不够。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虽有过流血战争，中国政府对边界安全仍然关心不够。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边无防，致使沙俄势力在数十年里反复渗透、多次进入当时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流域。其五，毫无疑问，中国封建制度后期的腐败昏庸、国力孱弱是导致1840年后列强在华肆意妄为的关键。有关中俄领土边界的一系列重要条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此时政府在条约签署之时或软弱无能、或力不能逮，导致许多边界划定问题繁多，为以后边界纠纷埋下了祸根。其六，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导致中国缺少外交技术和人才的储备，以至在与沙俄的一些谈判、签约、划界活动中漏洞甚多，既在谈判气势上易陷入被动，又易为他人钻空子或引起纠纷。比如最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有五种文字的版本(汉文、满文、蒙古文、俄文和拉丁文)，几个文本措辞不一，描述各异，有的模棱两可。而在《恰克图条约》[2]谈判时，面对已完成地理勘察和绘制地图工作的沙俄，中方却缺少准备、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加上关键时刻中途换将，致使谈判局势难以掌控，且在实际勘测中又因不熟悉情况而再遭损失。[3]
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转换是沙俄得以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族在东北地区重新崛起，开始挑战明朝在东北的权威，中国中央政府对那里的控制遭到了严重削弱。1644年，满清全力攻入内地，明王朝被取代。此后数十年，已成为中国新统治者的清廷一直忙于征讨、铲除明朝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在关内的统治地位，包括平定“三藩”(至1681年)和统一台湾(至1683年)。这客观上使清朝的发源地——东北边疆变成了鲜有顾及的管辖“盲点”。故虽自1652年起，中俄在东北边疆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然清朝政府也只是采取了小规模的应急措施，无暇真正顾及。[4]直到1685年，中国新政权基本在关内站稳脚跟后，才有精力调转回头，与沙俄就领土边界进行认真的较量。这就是雅克萨战争，并产生了两国首部划分领土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这次变换朝代，客观上“成就”了沙俄扩张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