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司马光，是一个比王安石更不合格的政治家( 三 )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忙，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一定在行政机构里，财政专家在户部。
【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司马光，是一个比王安石更不合格的政治家】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追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台谏官是可以批评他的，所以，苏轼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
苏轼能喊，就说明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追随者揪出来斗，赶出政府。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面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
作为政治领袖，司马光干净而无力。
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
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 ”他真的了解司马光。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足己自是” ， “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 ，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梦想靠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凝聚开封军人、百姓期待的“司马相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历史却选择由他来解决神宗死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就注定了结果的悲剧性。
在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儿子对父亲的私人之爱压倒了皇帝对江山社稷的责任，皇帝私欲的魔鬼从瓶子里冉冉放出，无限膨胀，奢侈腐败、任人唯亲，无节制的战争与好大喜功的政治表演交叉上演。王安石的追随者重掌大权，仇恨爆发，赤膊上阵对付反对派的政治迫害，文字审查、政治黑名单一一上场，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 ，道德破产，北宋政治耗尽了它残余的理性，彻底偏航。
幸好，开国以来所形成的精致细密的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仍在，内部的问题虽然大，但还不至于形成颠覆势力，从内部推翻赵宋统治。社会以其自身的韧性在国家的剥削压榨下顽强生长，国家凭借强大的搜刮能力积聚了海量财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在首都建造了天堂般的艮岳。
大晟钟——徽宗亲制的乐器，现代学者认为是音准器，统一了标准音高，与世界现行标准音高相同——把悦耳的音乐从开封传向整个宋朝社会。
太学“三舍法”试图以学校分级教育取代科举，穷人公墓“漏泽园”让孤独的亡魂得到安顿， “居养院”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愿景，这一项项具有创造力的新事物营造出一个“大同新世界” 。
然而，这个花团锦簇的“大同新世界”背后，却是越发无耻的政治与越发无序的统治。这就是北宋末年的总体图景。虚弱的东京梦华，禁不起风吹雨打，更何况是女真兵马。这应当就是北宋灭亡的真相，也是北宋政治的结局。怎能不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