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司马光，是一个比王安石更不合格的政治家( 二 )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为了统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舆论队伍，掌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是能发出尽可能一致的声音来的。新法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广大官僚队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
要改变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队伍的稳定，该怎么做？
新法推行之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政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持，需要对国家财政运行状况充分了解，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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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这是司马光作为思想和政治领袖必须解决的问题。请注意，这是在皇帝制度之下。司马光作为宰相，可以是政治变革实际的主导人，但是在理论上，只有小皇帝哲宗才是唯一有资格主导政治方向的人。
因此，改变先帝法度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今圣上”和“先帝”父子之间的问题，它关系到“今上”对“先帝”的孝道，也关系到“今上”与打着他的名义实施变革的臣子之间的关系。当哲宗成年之后，他如果不能接受司马光的说法和做法，是很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的。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案。最聪明简便、不易引发混乱的做法，是从先帝的言辞中找寻“悔咎”“欲改”的蛛丝马迹，从而把政策调整转换成“继承先帝遗志”的孝道行为。
这个解决方案最滑头，也不是没有隐患。而司马光所采取的，却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先帝犯了错误，而“今上”作为先帝的孝子，发挥“天子之孝” ，有责任改变父亲的错误，把国家重新引上正确的道路。
这符合孝道的规定和儒家经典的教导，叫作“干父之蛊” 。司马光引经据典，充分论述了“干父之蛊”的合理性，最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如今是太皇太后实际当家，儿子有错，母亲改正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却被广泛引用，司马光的理论因而被称为“以母改子” 。
老实说， “以母改子”的说法是非常荒唐的，儒家经典并未赋予母亲这样的权力。这不是司马光的论述重点。但是，不管“以母改子”还是“干父之蛊” ，都严重地伤害了小皇帝宋哲宗的感情，为哲宗亲政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苦果。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除了“以母改子”这段蛇足，从理论上讲，司马光没有错，但是他太方正，不肯折中。这也正是司马光的人格特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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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的问题。司马光显然也想得太简单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政本来就困难，司马光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增收。
在王安石与神宗路线指引下，政府规模、官僚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与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突出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
司马光上来之后，废除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政府怎么支持？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
司马光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听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却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范仲淹次子）。
为什么？钱不够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还是很丰富的，应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通盘考虑国家的财政安排。可惜，这样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家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认识。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队伍。爱戴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边，第一缺乏财政、行政专家。财政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与神宗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定细则，曾布回答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