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司马光，是一个比王安石更不合格的政治家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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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 ，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集团），读史系授权发布
就像河流不能决定自己的流向，历史也无法决定前进的方向，就算它知道什么是更好。
在很多时候，是大大小小的“偶然”决定了历史河流的走向。比如神宗最初选择的理财人选是张方平，张方平应该会走一条更为平衡的路线，可是其父在张方平刚当上副宰相的时候驾鹤西游了，张方平被迫辞职回家守孝。
又比如，在王安石之后，被选中出来收拾局面的人偏偏是司马光。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汴京开封府军人、百姓的热烈欢迎。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
几千名开封百姓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给百姓寻一条活路！
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与神宗政策之苦的人们盼望他，希望他能够把宋朝国家和社会带到一条不同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
王安石与神宗路线的支持者虽然不愿意，但是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应当是当时的朝野共识。
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 “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丢失了他一向所珍视的宽容政治作风。苏轼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调整，两人当面讨论，争执不下，苏轼大喊：从前您做谏官，宰相有错误，您据理力争。 “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难道说你今天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
苏轼给司马光取得外号“司马牛”更是尽人皆知。在司马光执政的十八个月当中，官僚集团的分裂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
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分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司马光对于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面的复杂性认识严重不足。司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与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废除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废除市易法，政府从经济领域后退，恢复工商业的活力。斥退聚敛之臣，表彰爱民之官。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宦官，不让宦官统兵，以免引发祸乱。
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希望和解，重返多元宽容。 “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 ”
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事调整是必须进行的。
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与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然而这谈何容易？司马光远离开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宽容走向了专制。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专制政治模式。
所谓“国是” ，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 ，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难题：他需要论证变革的思想基础，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统一思想，避免官僚队伍的动摇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