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程序员的时代红利快消失了，我要抓住它( 三 ) 量子电路|达摩院量子实验室

不管哪条路，都只有少数人才能登顶。
当然，保持好的心态，也很重要，“人很难一生都在走上坡路。你没有办法保证每次跳槽都加薪30%，向下兼容的话，未免就吃不上饭。”33岁的美团程序员彭舟说，“我已经做好了掉下来的准备”。
但在掉下来前，起码确保自己呆在一个发挥空间更大的池子，把人生起伏的曲线，尽力冲上顶点。
去年9月，为了完成“35岁前跳大厂”的目标，彭舟脱产报名了Java训练营，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彭舟估算，一期训练营里，最终能顺利跳到大厂的，不到10%，“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他信不过营销打得满天飞的线上机构。刷抖音、朋友圈时，经常能看到开课吧、达内等机构的广告。就连搜资料时，要百度翻上几页，才能从满屏广告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营销占比太大了，很难相信他们把真正资金投入到课程上，收费又贵，感觉割波韭菜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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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号线换乘站途中的满屏蓝
28岁的黎海已经做到架构师的职位了，即使自身经济压力不大，职级也年年递升。他依旧很焦灼。身处一个业务导向的中型技术公司，技术永远服务于业务，“不是说你可以探讨，更多是一种行政命令式的，啥也不想，执行就好了。”
而当自己成为一家公司的技术天花板，负责的架构工作不再有挑战性。“做架构必须得有场景，工作中遇不到高并发场景。没有复杂业务的场景，做架构师其实也蛮枯燥的，没啥可架构的，维持原样就行。”
黎海看到一个携程工作的朋友在朋友圈推荐课程，明知道“这是分销逻辑”，但能帮自己查漏补缺，还能有机会从线上学习转移到线下交流，接触到业内有名的技术大佬，就算是花钱买人脉，他也觉得很值。“我们需要和牛逼的人交流。这个圈子里面真正的做得很好的人，比例还是比较小的。”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自学很容易走入歧途，一个很小的知识点抠的特别细，其实毫无意义。以工作为导向的话，没高阶玩家点你，白费劲。”彭舟也认为，优秀的职业教育指导意义非常大，能提纲挈领告诉自己，什么知识更重要的，什么可以忽略，“能省不少时间”。
时代的机遇与焦虑为了跳槽，15岁就考上清华的张民，只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就学会了最新的GO语言。但时代机遇造就的差距，也足以让人焦虑。刺激，多数来自横向比较的时，发现自己早已落后于别人好几个身位。
“就像站在电梯上，有人只站上去，什么都没做，就随电梯自行上升了。”张民说。时代的电梯带来的成长机会，远远大于个人努力。
武志也觉得错过了职业上升的最佳机遇——六年前，他在“双创”热潮下加入一家创业公司，是8号员工。“如果那时能成，秒杀这边P9。”
他后悔没能提早离开。创业公司吊在眼前的胡萝卜怎么也无法兑现，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让人没什么安全感。“不赌了，进大厂避险”。
武志拿到了阿里P7的offer，这对一个专科学历出身的员工来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但他知道大厂并不是什么避风港。
张民不认为红利已经见顶，他在国外旅游时，遇到过50岁还在写代码的同行。但他也承认，国内外的就业环境截然不同。
从面试环节就能看出，中国大厂的生产模式与国外同行的差异，“他们会觉得我们考得太深，太难，我们会觉得考得太歪、太偏。”彭舟在和美国同行交流时，惊叹于出题角度之“怪”。
“比如说类似于出一个厨师做菜，这个厨师干什么干什么，让你写一段代码来模拟这个过程，我是绝对不会出这种题的。”
在国内，实用主义贯穿整个面试过程。面试官会对基础知识、计算机原理的考察非常看重，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做技术选型做决策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比较在意，你对手里这个东西掌握的到底多深，你不仅要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要用它。”
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大体量产品多，用户量庞大，高并发的情况频发，能否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解决BUG的办法，保证产品稳定性是第一位的。国外中型公司很多，培训三个月就能上岗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留给工程师们自我研究的空间大。
与之相比，国内大厂程序员们，仿佛身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流水线，对自己公司产品的理解更加重要。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更去个人能力化的生产方式。
“总说中国程序员没有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拿我们做农民工嘛。”代码行数、代码bug率、工作时长、平均上线时长、平均失败率……彭舟笑称，这就是衡量当下一个标准工人的新时代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