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智库|诺奖得主班纳吉、迪弗洛：中国经济奇迹令人兴奋，这是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效仿的( 四 )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呢？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似乎是要竭力规避的，比如恶性通胀，极度高估的固定汇率，以及印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对私营企业的全面控制（从船舶到鞋类，一切都由国家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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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智库|诺奖得主班纳吉、迪弗洛：中国经济奇迹令人兴奋，这是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效仿的】《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美）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著
这些做法都无助于我们解决当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极端政策感兴趣。比如，连越南和缅甸都不感兴趣，而是在考虑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毕竟中国经济的成功令人震惊。
问题是尽管中国与越南、缅甸一样，属于市场经济，但与经典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甚至与欧洲模式都相去甚远。 2014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中， 95 家中国企业中有75家是国有企业，不过它们的组织方式是市场化的。
中国大多数银行都是国有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决定如何分配土地和信贷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还可以通过人口政策影响各个行业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在大约 25 年的时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被低估，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以几乎为零的利率贷给了美国数十亿美元。在农业方面，地方政府决定谁有权使用土地，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尽管这些年中国奇迹的确令人兴奋，但在1980年，甚至到了1990年，都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一点。通常，当我们与别人谈起中国经济时，总会有人问，既然中国如此成功，为什么那些经济不佳的国家不去效仿呢？事实上，我们永远不清楚应该效仿中国的哪一部分经验。
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吗？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经济体，但教育和医疗体系相对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还是效仿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时期，甚至追溯其五千年历史呢？
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困惑。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最初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至今依然如此），决定最终哪些产品用于出口，以及资金投向哪里。在新加坡，每个人都必须把大部分收入上缴中央公积金，这样国家就可以用他们的储蓄来建设住房方面的基础设施了。
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经济增长究竟是归功于特殊的、非常规的政策选择，还是归功于其他常规因素。可以预见的是，每一次讨论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国家只是交了好运，还是能从它们的成功中学到什么？这些国家在开始快速增长之前也曾遭受过战争创伤，所以快速增长可能只是自然反弹的一部分。以东亚国家发展经验来证明某种模式的优点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