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智库|诺奖得主班纳吉、迪弗洛：中国经济奇迹令人兴奋，这是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效仿的( 三 )

他们的研究表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比如，它可以预测一个国家当代的制度对商业的友好程度。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很低的那些国家，如今对商业很友好，也往往较为富裕。
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对商业友好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友好可能是欧洲人带来的文化，可能是固有的政治传统，也完全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但它确实意味着一些非常长期的因素与经济成功存在很大关系。这一见解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佐证，而且确实有些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但这能给目前各国何去何从提供什么启发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从 1600 年到 1900 年非常空旷，原住民很少，或者当时不存在疟疾等疾病，那么大量欧洲殖民者就会愿意定居，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有利于这个国家在当代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对当时的原住民而言或许略微算作一种慰藉吧）。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当今这个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界里，各国也应该努力吸引欧洲定居者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给出否定的答案。要知道，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殖民者对殖民地原住民习俗和生命的无情漠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那套制度，但在今天，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幸亏如此，感谢上帝）。
这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今天建立一套特定的制度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不同国家在制度上存在严重差异，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制度差异可能根植于几百年来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一套制度需要演变几百年之后才能奏效？（毕竟，今天的美国宪法与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文件了，长达 200 年的法学界辩论、公众辩论和公众参与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果是这样，肯尼亚或委内瑞拉的公民必须耐心等待几百年才能建立一套好制度吗？
此外，事实表明，那些对商业友好程度大致相同的国家，无法根据某些传统的、“好”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人均 GDP（罗默希望各国符合这些指标，比如对贸易的开放度高、通胀率低等）。相反，那些拥有“坏”政策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缓慢，却更有可能根据一些“较差”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经济增长前景（比如，对商业友好程度较低）。
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差，究竟是“坏” 政策导致的结果，还是国内其他因素带来的副作用，尚无法准确界定。经济政策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社会制度的质量如何，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效果，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政策可以超越整体社会制度，单独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