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智库|诺奖得主班纳吉、迪弗洛：中国经济奇迹令人兴奋，这是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效仿的( 二 )

近 30年来，印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之一。卢卡斯原本希望印度效仿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但后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众所周知， 20 世纪 70 年代，亨利·基辛格曾经因为孟加拉国经济状况极为糟糕而将其描述为一个“无望之国”（basket case）, 但从 20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该国每年经济增速不低于 5%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甚至超过了 7% ，一跃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为根本，即诸如此类旨在探索什么因素有助于预测经济增长的努力毫无意义。就国家层面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很多事情是其他事情造成的结果。
以教育为例，这是跨国增长回归模型的早期文献强调的一个因素。显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学校和资助教育造成的结果，而一个善于发展教育的政府可能也善于做其他事情，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大批愿意参加工作的教师，那么这个国家的道路系统也可能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我们发现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经济增长更快，那不一定是教育政策的功劳，很可能是其他政策带来的结果。当然，当经济表现良好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所以增长可能会促进教育发展。
更普遍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策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因此，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因，我们要纳入研究的因素甚至比研究的国家的数量还多，且其中很多因素是我们未曾想到或无法衡量的。因此，这些分析模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遴选出来，并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抱有多大的信心。鉴于我们遴选出来的这些因素几乎算不上完全合理，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放弃预测。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预测模型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比如，一些人试图将经济增长的原因与结果区分开来，这种探索就带来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鲁滨逊（JimRobinson）——这三人被亲切地称为 AJR——撰写的关于如何预测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文就包含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内容。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殖民时代初期，那些令殖民者死亡率很高的国家，到今天发展状况依然很糟。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死亡率导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不愿在那里定居，便建立了剥削性质的殖民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无非是允许一小部分欧洲人统治大量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辛辛苦苦地种植甘蔗、棉花或开采钻石，然后由欧洲人出售。相比之下，那些一开始就相对空旷的地方（比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殖民者死于疟疾等疾病的概率较低的地方，欧洲人就愿意长期定居。结果，这些地方直接继承了当时正在演变的欧洲制度，最终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